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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关中平原迎来了连绵的春雨。雨水混合着初融的雪水，将干燥了一整个冬天的黄土地彻底浇透。空气里不再有呛人的尘土，多了一股青草破土而出的涩味。长延堡工人新村。
上午八点，新村街道卫生院的门诊大厅里排起了几条长队。
五十五岁的刘大妈牵着七岁孙子的手，站在儿科挂号的队伍中。小孙子额头滚烫，脸颊烧得通红，时不时地咳嗽几声，显得精神萎靡。
“大妈，小石头这是怎么了？”排在后面的一个女工探头问了一句。
刘大妈叹了口气，摸了摸孙子的额头。
“昨晚半夜突然发高烧，咳嗽得喘不上气。我听厂里上早班的邻居说，这几天北方倒春寒，华北那边闹了很凶的流感，好多人得了肺炎。这不，赶紧带他来看看。”
队伍移动得不慢。大西北在推行户籍制度的同时，配套建立了覆盖厂矿和大型居民区的基层卫生院。
轮到刘大妈了。她把户口本和孙子的家属医疗卡递进窗口。
穿白大褂的医生拿过听诊器，在小男孩的胸口和背部仔细听了一会儿，又看了看咽喉。
“肺部有杂音，扁桃体严重化脓。是流感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医生坐回桌前，拿起钢笔开处方，“不用太担心，打一针消炎的，回去多喝热水。”
刘大妈心里一紧，急忙问：“大夫，我听说外面这病能要人命，咱们这能治好吗？”
医生把盖了章的处方单递出来，语气平稳。
“去交费，三角，拿单子去注射室，一针下去，明天早上烧就能退。”
刘大妈拿着单子，心里踏实了大半。
在长江以南或者华北的沦陷区，这种由流感引发的大叶性肺炎几乎就是绝症。老百姓只能靠熬中药硬扛，大户人家花几十块大洋去买洋医生的磺胺，也未必能救得活。
但在西安，随着化工厂发酵罐数量的增加和提取工艺的成熟，虽然高浓度的盘尼西林依然作为军用战略物资严格管控，但那些纯度稍低、在提纯过程中被分离出来的副产品，已经被制作成常规的注射剂，下发到了基层的卫生院。
这种惠及底层平民的医疗保障，让大西北在面对春季瘟疫时，展现出了一座工业城市强大的抵抗力。
然而，病毒和疾病是不认地界的。
西安的平民可以花三角钱打一针救命药，但在几百公里外的黄河对岸，那些手握重兵的军阀，却面临着束手无策的绝境。
山西，太原。督军府。
往日里戒备森严、进出人员不断的督军府，今天却死气沉沉。院子里撒满了生石灰，所有值勤的卫兵都戴上了厚厚的白布口罩。
二楼的内室里，阎锡山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袍，坐在紫檀木的太师椅上。他双手交握在胸前，眼睛盯着紧闭的房门。
房间门被推开。
两名穿着西装的德国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摇了摇头。
“百川公。”机要秘书快步走过去，用颤抖的声音问，“小少爷的病情怎么样？”
德国医生用生硬的中文回答：“阎将军，很抱歉。少爷感染的是高致病性的肺炎球菌。肺部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实变。我们使用了目前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德国抗生素，但病人的体温依然无法下降，并且出现了呼吸衰竭的征兆。”
“我给你们付了上万块大洋的诊费，你们就给我这么一句话？！”阎锡山猛地站起身，声音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发抖。
德国医生摊开双手。
“将军，医学不是魔法。这种肺部感染，在目前的欧洲也没有百分之百治愈的特效药。除非……”
“除非什么？”阎锡山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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