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不多，几丝，贴在骨头上，用牙剔下来，嚼很久。骨头上的筋嚼不烂，他就含在嘴里，含着含着，筋软了，再嚼。达娃蹲在灶台旁边，看着他啃骨头，嘴角微微上翘。
“你吃骨头的样子，”她说，“像条狗。”
刘琦抬起头看着她，嘴里还叼着一根筋。“汪汪。”他说。
达娃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那种含蓄的、礼貌的笑，是那种大方的、真诚的、笑得弯了腰的、眼泪都快笑出来的笑。她笑着笑着，眼泪真的出来了。不是笑的眼泪，是别的什么——太累了，太冷了，太苦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可以笑的时候，眼泪就跟着笑一起跑出来了。
刘琦把骨头放下，伸出手，用袖子给她擦了擦眼泪。袖子是脏的，沾着泥和柴灰，擦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道灰印子。她没有躲，就让他擦。
“别哭了。”他说。
“我没哭。”她说，“我在笑。”
“笑着流泪也是哭。”
“你管我。”
刘琦收回手，端起碗，把碗底的最后一点汤喝干净。汤已经凉了，上面又凝了一层薄薄的白膜，他把白膜用舌头卷进嘴里，抿了抿，咽下去。
达娃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刘琦手心里。是一小块糖。不是白糖，是红糖，用甘蔗汁熬的那种，颜色深褐，表面粗糙，像一小块被压扁的泥巴。在古格，糖是奢侈品，从印度或者克什米尔来的，比酥油贵得多。
“哪里来的？”刘琦问。
“才旺给的。他给了我两块，我吃了一块，这块给你。”
刘琦把糖掰成两半，一半递给达娃，一半自己含在嘴里。糖很硬，在嘴里慢慢融化，甜味一点一点地渗出来，从舌尖到舌根，从舌根到喉咙，从喉咙到胃里。他很久没有吃过糖了。在2026年，糖是敌人，是肥胖和糖尿病的元凶，他避之不及。在930年，糖是神。是寒冷中的暖意，是苦涩中的甘甜，是漫长的冬天里短暂的光亮。
达娃也把那半块糖含在嘴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静静地坐在灶台旁边，听着糖在嘴里融化的声音——不是真的声音，是想象中的声音。喀啦，喀啦，喀啦。像很小很小的石头在很小很小的河流里滚动。
四
藏历新年的第二天，益西来了。
他穿着那件深红色的僧袍，在雪地里走了很久，袍子下摆湿透了，冻成了硬壳。他站在石室门口，抖了抖袍子上的雪，把靴子在门槛上磕了磕，走了进去。
刘琦给他倒了一碗热茶。益西双手接过碗，喝了一口，放在膝盖上。
“赞普让我来问你一件事。”益西说。
“什么事？”
“你知道石匠吗？会刻石头的。”
刘琦想了想。多吉是铁匠，不是石匠。贡布是多吉的学徒，更不是石匠。旺堆会砌墙，但不会刻石头。札不让没有专门的石匠，需要从别的村子找。
“我知道一个人。”刘琦说，“普兰来的，叫次仁。他会刻石头。佛像，经文，图案，都会。”
益西点了点头。“赞普想在托林寺立一块碑。记录古格建国以来的大事。需要有人刻。”
“次仁在札不让吗？”
“在。住在村东头的一间窑洞里。赞普说，你去请他，工钱王宫出。”
刘琦沉默了几秒钟。赞普让他去请，不是才旺，不是别的官员，是让他去。这是一个信号——赞普在把这些“杂事”交给他做。不是重要的事，不是紧急的事，但需要有人跑腿、有人张罗、有人把事情办妥。这些杂事做多了，他就会从一个“种地的”、“修池子的”变成一个“能办事的”。能办事的人，在赞普眼里才有用。
“好。”刘琦说。
益西又喝了一口茶，把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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