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森跳下车，展开那张被折了无数次的图纸，眯起眼睛对着远处的山坳看了看。然后他卷起图纸，朝身后的几个年轻人一挥手。
“从这里开始。”
他们扛着标尺，踩着还没化净的雪，走过那些收割过的麦田和光秃秃的树丛。标尺插进土里，罗盘对准方向，图纸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线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地上的木桩和石灰印。
木桩是新的，削过的茬口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白。石灰印被风吹散了一些，可还是能看出来，一条线，从镇子东边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消息比勘测队跑得快。那些沿线的地主们早就在等着了。他们站在自家的田埂上，看着那些扛标尺的人从远处走过来，从自己的地里踩过去。那些脚印踩在刚化过雪的泥里，一个一个的，深深的，像盖了什么印章似的。
一个穿深色旧外套的老先生蹲在田埂上，看着那根刚插进他家麦地里的木桩。木桩上系着一小截红布条，风一吹就飘。他没有骂人，只是蹲在那里看着，像看一个闯进他家里、赖着不走的陌生客人。过了很久，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泥。
“我祖父在这里种了一辈子麦子。我父亲也种了一辈子。我也种了一辈子。”他顿了顿，“现在他们要在这里跑火车。”
旁边的人没有说话。风把那截红布条吹得猎猎响。
补偿方案是伊丽莎白带着人一家一家去谈的。
她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那些人找上门。她坐着马车，沿着勘测队画出来的那条线，一家一家地敲门。
那些地主们有的客气，有的不客气。客气的人请她进去喝茶，不客气的人让她站在门厅里，连坐都不让。
她把那份方案从文件夹里取出来，摊在桌上。两份。一份是现金补偿，按照土地面积和地力等级计算，一亩地多少钱，列得清清楚楚。另一份是土地入股——把被征用的土地折价算成铁路公司的股份，铁路修好了赚了钱，按股份分红。
“现金是一次性的。”她的声音不高，可每一个字都很稳，“拿了，地就不是你的了。入股是长期的，铁路修好了，每年都能分到钱。分多少，看铁路赚多少。”
那些地主们低头看着那份方案。有人伸出手，手指在那些数字上慢慢移动，像在抚摸什么。有人皱着眉头，把那份入股方案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有人问“铁路真的能赚钱吗”，有人问“万一亏了呢”，有人什么也不问，只是坐在那里，沉默着。
那个蹲在田埂上看木桩的老先生，选了入股。他把那份协议签了，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然后落下去。签完了，他把笔放下，看着伊丽莎白。
“我祖父要是知道了，大概会骂我。”他的嘴角弯了一下，“可我祖父没见过火车。”
伊丽莎白把协议收好。老先生送她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看着她上了马车。马车动了，车轮碾过石子路，他忽然喊了一声。
“赫歇尔夫人，火车什么时候能通？”
伊丽莎白从车窗里探出头。“快了。等铁轨铺好，就通了。”
老先生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站在那里，看着那辆马车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树丛后面。风把那截系在木桩上的红布条吹得飘起来，像一只小小的手，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挥着。
达西是在彭伯里的书房里读到那份报纸的。
外面下着雪。今年的雪来得晚，可来了就不肯走。彭伯里的草坪被盖得严严实实，白茫茫的一片，只有那些老橡树还露着深色的枝干。乔治安娜和达西夫人在客厅里烤火，偶尔传来说笑声，远远的，轻轻的，像另一个世界的事。
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那份从伦敦寄来的《泰晤士报》。报纸走了好几天，纸页有些皱了，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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