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于是一改臣服姿态，暗中勾结高句丽、百济残余旧部，开始持续蚕食大唐在半岛的管控区域，不断侵扰熊津、安东两大都护府所辖城池，罗唐矛盾彻底激化，罗唐战争全面爆发。
其中，百济旧地的熊津都督府是双方争夺的核心区域，两军在此展开长年累月的惨烈拉锯战，城池反复易手，半岛局势再度陷入动荡。
咸亨元年（670年）七月，新罗集结全国精锐大军，发动大规模突袭，攻势迅猛、势不可挡，一举攻陷唐朝熊津都督府所辖八十二座城池，大唐在百济旧地的统治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
咸亨二年（671年）正月，新罗再度出兵北上，专攻百济残余唐军防区，两军激战于熊津南部；六月，新罗军兵临百济重镇加林城，在石门与唐军主力正面决战。此战新罗大获全胜，据史料记载，新罗军阵斩唐军五千三百余人，生擒百济籍将军二人、大唐果毅校尉六人，战绩斐然。
经此数战，新罗彻底掌控百济旧地绝大部分疆域，兵锋直指熊津、泗沘等大唐在半岛的核心统治重镇，唐军在百济的势力范围被极度压缩，陷入被动防守的困境。
为扭转东北战局、稳固半岛统治，大唐紧急调遣名将薛仁贵出任鸡林道总管，率军驰援熊津都督府，全权负责对抗新罗的战事。
此战双方各有胜负，中韩史料对战绩的记载也各有侧重、略有出入。据朝鲜《三国史记》记载，上元三年（676年）冬十一月，新罗将领沙湌施得率领水师出征，在所夫里州伎伐浦与薛仁贵所率唐军水师展开海战。初战新罗军失利落败，随后重整兵力，接连与唐军展开大小二十二场战役，悉数取胜，累计斩杀唐军四千余人，重创大唐水师主力。
而中国正史记载的唐军战绩则更为亮眼。上元二年二月，大唐名将刘仁轨率军出征，在七重城大破新罗主力军团，斩获颇丰，重挫新罗军心。此战之后，大唐调整东北将帅部署，任命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驻守安东都护府，持续对新罗用兵。李谨行骁勇善战、治军严明，在买肖城接连三次大败新罗军，彻底击溃新罗主力精锐，让新罗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
接连损兵折将的新罗国力耗尽、难以为继，新罗王金法敏自知无力与盛唐长久抗衡，只得放下姿态，派遣使臣远赴长安入朝谢罪，献上金银珍宝、土特产等巨额贡品，俯首求和，恳请大唐罢兵休战。
就在东北战事即将以大唐完胜收尾、可以彻底肃清半岛隐患之际，朝堂重臣张文瓘的一番劝谏，彻底改变了半岛最终格局。
彼时大唐边疆双线承压，北疆突厥叛乱持续蔓延、西线吐蕃势力疯狂扩张，吐蕃已然成为威胁大唐河西、陇右腹地的头号强敌。张文瓘审时度势，向唐高宗直言利弊：大唐国力有限、兵力分散，若长期深陷朝鲜半岛拉锯战，必然无力兼顾西线吐蕃威胁，得不偿失。他恳请李治调整国家战略重心，收缩东北战线，全力聚焦西线对抗吐蕃。
晚年的李治采纳了这一战略建议，决意放弃对朝鲜半岛的绝对掌控，主动收缩东北边防兵力，默认了新罗在半岛的扩张成果，承认新罗“尽取百济旧地、疆域推进至高句丽南部边境”的既定事实。
自此，唐朝正式放弃熊津都督府管控权，彻底退出百济旧地。历经十余年东征血战、付出无数军民伤亡换来的东北疆域成果付诸东流，大唐彻底丧失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权。东北边疆格局彻底重塑，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区域，而大唐自此再也未能重返半岛核心区域经营势力。
唐高宗中后期的突厥、半岛两场边疆变局，本质是大唐战略决策失误与治边理念失衡的集中体现。北疆杀降失信，透支了大唐百年羁縻政策的公信力，导致游牧部族离心离德，后突厥百年边患由此生根；东北功成弃土，耗尽国力军力的东征成果拱手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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