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看到了“援鄂医疗队”“哈医大一院”“三十名”这几个词。第二遍是一行一行读的，确认了名单上那些名字——呼吸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都是对口专业。第三遍他只看最后一行——“李明远同志任黑龙江省首批援鄂医疗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队队长”。

    队长。

    他把手机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办公室的窗户朝北，常年照不到太阳，窗台上落了一层灰，灰里嵌着几只死掉的小飞虫，翅膀干透了，轻轻一碰就会碎掉。窗外是哈尔滨的冬天，灰白色的天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旧床单，皱巴巴地铺在城市上方。楼下院子里停着几辆车，车顶上积着雪，雪上面落着新的雪。有一辆车的雨刷器竖起来了，像两只举起来投降的手。

    他站了很久。

    久到电脑屏幕自动息屏了，黑色的屏幕上倒映出他自己的脸。一张老脸。眼皮往下耷拉着，眼袋鼓出来，像一个没装满的水袋。嘴角的法令纹从上往下划了两道，深得能夹住一粒米。他忽然想起儿子小时候问他，爸爸你脸上为什么有两条线。他说那是笑的痕迹。儿子说那你怎么不笑了。

    他拉开办公室的门，走到走廊尽头的阳台。

    阳台很小，只够站两个人。医院大楼的中央空调外机在这里嗡嗡作响，震得地面微微发颤。阳台栏杆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像一道愈合后又被撕开的伤疤。

    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包烟。

    那包烟还是去年过年时买的。儿子带着孙子回来，一大家子人吃年夜饭，他喝了两杯酒，去楼下超市买了一包。拆开抽了一根，被王淑芬闻到了，当着一家老小的面把他骂了一顿。他把烟塞进抽屉最里面，再没碰过。后来每次开抽屉都能看见它，像一个蹲在角落里的老朋友，不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等他。

    烟盒已经皱巴巴的了。里面的烟也皱了，有几根弯了，像老人的手指。

    他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打火机是从办公室抽屉里翻出来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不知道是谁落下的，里面的液体只剩一小半，晃一晃能听到响声。他打了四下才点着。火苗在风里晃，像一只被掐住脖子还在挣扎的萤火虫。

    第一口。

    烟雾灌进肺里，像一把沙子扬进喉咙。他咳了起来，咳得很厉害，眼泪都咳出来了。不是呛的。他戒了快一年的烟，肺已经不适应了。可他继续吸，一口接一口，像一个第一次学抽烟的少年，笨拙地、固执地、不管不顾地。

    烟灰掉在栏杆上，被风一吹就散了。

    他想起父亲。

    父亲抽了一辈子的烟。老旱烟，自己卷的那种。烟叶是自己种的，晒在院子里，满院子都是那种辛辣的味道。母亲嫌难闻，把他的烟叶扔过好几次，他又捡回来。后来母亲不扔了，因为她发现父亲只有在抽烟的时候才会笑。父亲抽烟的时候会眯起眼睛，看着远方，像是远方有什么只有他能看到的东西。李明远问过他看什么，他说看路。什么路？来路。

    现在他站在哈尔滨一个医院阳台上的冬天里，抽着一包皱巴巴的烟，想着自己的父亲。他忽然意识到，父亲抽的不是烟。是一个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发一会儿呆的理由。

    第三根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手机响了。

    王淑芬。

    他犹豫了。烟夹在手指间，燃着的烟头在风里明明灭灭，像一盏快没油的灯。他知道她要说什么是——她一定也看到了通知。每次有重要的文件，省卫健委都会同时发给各市卫健委和各医院。她是牡丹江医学院的副院长，她的手机上一定也收到了同样的红头文件。

    第四声的时候，他接了。

    “老李。”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水面上连一丝波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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