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字。

    挂掉电话后，他靠在阳台的墙上，闭了一会儿眼。墙是冰的，隔着大衣都能感觉到那种冷。头顶的空调外机还在响，嗡嗡的，像一只巨大的苍蝇。他想抽第四根烟，摸了摸口袋，发现烟盒空了。他把空烟盒捏扁，塞回口袋，又掏出来看了看——烟盒上的锡纸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亮了一下，又暗了。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上午去看父亲时，老人拉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父亲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声音像是从一口枯井里传上来的，又闷又远。他把耳朵贴到父亲嘴边，才听清那六个字。

    “爸等你回来。”

    他知道这是一位父亲对他的牵挂和祝福。

    他把空烟盒扔进垃圾桶，转身回了办公室。

    电脑屏幕重新亮起来的时候，那篇论文还开着。光标停在第三页第七行，一闪一闪的，像是某种无声的催促。他把文档关掉了。论文可以以后再写。现在他要做另一件事。

    他开始写名单。

    三十个名字。一个一个地写。每个名字后面跟着职称、专业、血型、紧急联系人。写到第九个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那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护士，去年刚结婚，丈夫是同一家医院的麻醉科医生。他想起她的婚礼他也去了，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头上戴着花环，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他在她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星号。备注：需与本人确认。

    写到第十七个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不是名单。是给王淑芬的。写完之后他看了很久，然后把那页纸撕下来，折成一个小方块，放进白大褂的口袋里。

    折痕很深，像一道刻在纸上的峡谷。

    正月初四。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出发大厅空得像一座被废弃的教堂。

    往日这个时间，这里应该挤满了人。拖着行李箱赶飞机的商务客，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妈妈，举着接机牌等客户的小伙子，推着轮椅送老人的中年男人。行李车碰撞的声音，广播找人登机的声音，咖啡机打奶泡的声音，孩子哭大人吼的声音——那些声音像是一锅煮沸了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现在，这锅水冷了。

    大理石地面反着光，照出天花板上日光灯管的影子。值机柜台只开了一个，柜台上放着免洗洗手液和测温枪。保洁员推着洗地机慢慢走过，洗地机的刷子摩擦地面的声音被大厅的回音放大，嗡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困在玻璃瓶里。

    只有一群穿冲锋衣的人站在大厅中央。

    他们穿的是统一的藏蓝色冲锋衣，左胸口印着“哈医大一院”的白色字样，后背印着“黑龙江援鄂医疗队”七个字。每个人身边都立着一只行李箱，箱子上贴着红色的标签，标签上印着同一行字——

    援鄂医疗队。

    红得像血。

    有人在哭。一个年轻的护士抱着她的丈夫，脸埋在他的肩膀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丈夫的手在她背上轻轻拍着，嘴唇动着，在说什么。说什么呢？大概是“我等你回来”，大概是“每天给我打电话”，大概是“孩子有我呢”。全世界的告白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像一首被反复播放的老歌，旋律不变，但每一次听都会流泪。

    有人在笑。一个男医生举着手机，跟身边的同事自拍。他比了一个V字手势，笑容很大，露出八颗牙齿。闪光灯亮了一下，把他的脸照得很白。拍完之后他低头看照片，笑容忽然僵住了，拇指在屏幕上滑了一下，把照片删了。重新拍。这次他没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镜头，像一个要上战场的人。

    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低到站在旁边的人也听不清。只知道他的嘴唇在动，有时候停很久，听对方说，然后回一两个字。“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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