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每一个人都有定额，每一个人都要从朝廷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块来供养。
朱厚照的食指在扶手上顿了一下，又继续敲了起来。
太祖制定这些标准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或者说来不及想——一百多年后，朱家的子孙会繁衍到什么规模。
亲王生郡王，郡王生镇国将军，镇国将军生辅国将军，辅国将军生奉国将军，奉国将军生镇国中尉，镇国中尉生辅国中尉，辅国中尉生奉国中尉。
一代一代，像树杈一样分叉，像野草一样蔓延。
到了弘治年间，宗室人口已经数以万计。
到了嘉靖年间，数以十万计。
到了万历年间，数以几十万计。
每一个宗室都要按照太祖定的标准领取俸禄，每一个宗室都是朝廷财政的负担。
米不够了，钞不够了，布匹不够了，盐引不够了，什么都缺，什么都不够。
朝廷的税银是有数的，田赋、盐税、商税、矿税——每一项都有定额，每一项都收不上来多少。
每年的财政收入就那么一点，除去军费、官俸、宫廷开支、河工、赈灾，剩下的本来就不多。
再拿去供养几十万宗室，哪里够？
所以到了后来，朝廷只能拖着不给。
欠着，赊着，赖着。
今天发半年的，明天发三个月的，后天说等秋粮上来再补。
宗室们去催，朝廷说没钱。
宗室们闹，朝廷说再等等。
宗室们跪在宫门口哭，朝廷关上门装作听不见。
那些拖欠的俸禄，堆在账本上，一年一年地积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到了最后，连账本都懒得记了，因为记了也发不出来，发了也不够吃。
而太祖除了制定俸禄标准之外，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他给了藩王实权。
九大塞王，个个手握重兵，镇守边疆。
燕王朱棣守北平，宁王朱权守大宁，辽王朱植守广宁，谷王朱橞守宣府，代王朱桂守大同，晋王朱棡守太原，秦王朱樉守西安，庆王朱栴守宁夏，肃王朱楧守甘州。
这些藩王，每一个都统率着数千到数万的军队，每一个都有开府设官、征伐调兵之权。
他们是大明的屏障，是太祖插在边疆上的九根铁桩。
但凡事有利必有弊，藩王手里有兵，朝廷的心里就不踏实。
于是建文初一登基，便直接削藩，或者说灭藩，甚至逼死了湘王。
要知道湘王无兵无权，品行上佳，最重要的是没有子嗣，而且还是和建文一起长大的。
结果，这样一位近乎无可挑剔的藩王都被逼死了，这让其他或是手握重兵，或是多行不法的藩王如何想？
于是建文元年七月，太宗朱棣在北平起兵，号称“靖难”。
四年血战，建文四年六月，太宗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建文帝在宫中自焚——或者说，在一片火光中消失了。
太宗朱棣坐上了龙椅，成了大明的第三位皇帝。
从此以后，藩王的命运就被改写了。
太宗登基之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藩王的威胁，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威胁”本身。
他知道一个手握兵权的藩王能做到什么地步，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防止再出现一个“朱棣”。
于是他大手一挥，将原本负责镇守边塞的藩王全部内迁。
辽王从广宁迁到荆州，谷王从宣府迁到长沙，宁王从大宁迁到南昌。
但光内迁还不够，把藩王从边塞迁到内地，只是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威胁。
他们手里还有兵，还有护卫，还有一定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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