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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元年正月初十的大朝会散后，午时的阳光穿过紫禁城厚重的宫墙，在汉白玉的台阶上投下一片惨白的光。冬日的日头没有温度，照在人身上，只觉着寡淡，像隔了一层什么。
王鏊没有乘轿。
他沿着宫道往外走，步伐不快不慢，和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从奉天殿到午门，这一段路，他走了快三十年。
当年他第一次走进这座宫城的时候，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
那时候他站在丹墀之下，仰望着高高在上的御座，心里想着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以为只要皇帝圣明、臣子贤良，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三十年后，他坐在了户部尚书的位子上，才知道——天下最难办的事，不是打仗，不是治水，不是赈灾，是收税。
而今天，皇帝在大朝会上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像是一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富国富民。”
这四个字，皇帝说得很轻，轻得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王鏊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脊背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富国——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从赋税来。
富民——百姓的钱从哪里来？从土地来，从生意来，从劳动来。
但大明的赋税，早就收不上来了。不是百姓不交，是有太多人不交。
那些士绅，那些乡宦，那些有功名在身的、有背景靠山的、有家族撑腰的——他们有田有地，有铺有产，但他们不交税，或者交很少的税。
他们用各种手段瞒报田产、虚报灾情、贿赂官员，把本该交的税一分一分地省下来，装进自己的口袋。
那些朝中有人、地方有势、靠山硬的家族，一句话，地方官就给他们减免赋税；一个招呼，税吏就不敢去他们家收税。
那些贪污受贿的、克扣军饷的、走私漏税的，把朝廷的银子、百姓的血汗钱，一箱一箱地搬进自己家的库房。
这些人，才是皇帝要动的目标。
但皇帝动他们，不需要自己出面。
皇帝有六军都督府的五十七万大军，有东厂、西厂、锦衣卫，有巡察寺，有监使——皇帝有一百种方法让那些人把钱吐出来。
可他王鏊有什么？
他是户部尚书，正二品，管着天下钱粮赋税。
但他的手底下，能用的人有几个？
王鏊站在宫道上，抬起头，望着头顶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压到人的头顶上。
几只乌鸦从宫墙上飞过，发出“嘎嘎”的叫声，在空旷的宫城里回荡，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凄凉。
他想起了皇帝说的另一句话——“朕还要推行国有经济，凡衣食住行等民生所涉，皆逐渐收归国营。”
盐、铁、茶、马、布、粮、油——这些百姓每天都要用的东西，朝廷来经营，朝廷来定价，朝廷来分配。
这动的不是一家一户的利益，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
沿海的盐商，靠卖盐发了家，家里堆着金山银山。
他们每年给朝中的官员送礼，一送就是几千两、上万两。
他们把持着盐路，垄断着盐价，百姓吃盐贵得吃不起，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把盐收归国营，盐商会怎么做？
他们会拼命的，他们会花钱买通御史，会在朝堂上鼓动同党上疏反对，会在地方上煽动百姓闹事，会写信给他们的靠山，让那些在朝中做高官的亲戚朋友出面说情。
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把这件事搅黄。
还有茶——江南的茶商，福建的茶商，他们做了几百年的茶叶生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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