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间想造海船重启下西洋，圣旨刚下不久，浙江就出了叶宗留起义，福建出了邓茂七起义。
两场起义打了五年，把朝廷的银子打光了，把下西洋的事打没了。
然后就是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朝廷元气大伤，下西洋就再也没有人提了。
再后来，宪宗皇帝咨询兵部关于下西洋的事，刘大夏直接把航海图烧了。
弘治皇帝在位十八年，连提都没提过这件事。
是不想提吗？
不，是不敢提！
毕竟在宣德至正德这近百年间，下西洋的巨利喂养出的东南文官士绅利益集团，实在是太庞大了。
庞大到他们联合起来，足以动摇国家社稷的地步。
但是，自从陛下上位之后，先拿下三阁臣，又抄家三法司，再改革六军，设立六大都督府，亲掌天下数十万大军。
最后，更是将整个福建全省二十余万士绅连根拔起，文官士绅的势力，可以说是被削弱到了有明一朝以来的极致，天下四方万民无不敬畏皇帝如敬神。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皇帝想要重启下西洋，或许会有文官谏言，但是绝对没有人敢阻止。
这便是皇帝用三阁臣、三法司，以及福建全省二十余万士绅性命铸就起来的霸道威望。
徐俌的手指在圣旨边缘又摩挲了一下，然后他收回了手，目光重新落在圣旨上那段关于西洋三样作物的内容。
他看了两遍。
第一遍看的时候，他有些疑惑。
红薯、土豆、玉米——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三个名字。
他在南京的时候读过不少书，虽然不算博学，但农政、水利之类的书籍也翻阅过一些，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本书里看到过这三个名字。
皇帝是怎么知道海外的这三种奇物的？
徐俌的第一反应是——皇帝可能有自己独有的信息来源。
也许是某个从海外回来的商人带来的消息，也许是某本不知道从哪里流入皇宫的海外书籍上记载的，也许是某个被皇帝信任的人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打探回来的。
他不确定，但他决定不去深究。
因为圣旨上写得很清楚——皇帝说海外有这三种作物，那么它们就一定存在。
皇帝说它们产自极西之地，产自西班牙人手中，那么西班牙人手中就一定有这样的东西。
皇帝说谁把这三样带回来就封侯，公侯之位也在应允范围之内，那么这三样作物的价值就一定配得上这样的赏赐。
徐俌放下圣旨，目光落在一旁那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包裹上。
他示意徐福打开包裹，油布一层一层地被揭开，露出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成卷的抄本——航海记录、船只档案、水手名册、航线图，以及郑和下西洋时期留存下来的所有相关文书的抄本。
这些抄本是通政院花了小半个月的时间，从尘封的档案库里一页一页翻出来的。
郑和下西洋的那些原始档案，大部分已经在成化年间被刘大夏“烧掉”了。
当然，是不是真的烧掉，并不知道。
但反正原始档案是找不到了，不过通政院和兵部职方司的档案库里还留存着一些抄本和节略。
有的是当年参与下西洋的官员留下的私人笔记，有的是兵部为了存档而抄录的航路纪要，有的是沿海卫所留存的水手名册和船只登记簿。
刘瑾奉命调集这些档案的时候，通政院的官员们翻了好几天，才从那些落满灰尘的架子上把这些东西翻出来，又花了十几天的时间，一本一本地抄录、核对、装订，然后装箱，八百里加急送到宁波。
徐俌伸出手，拿起最上面那本《郑和航海日记抄本》，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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