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千总张国忠、马世隆等皆战死，祖承训仅以身免，狼狈退回鸭绿江以北。
平壤初战惨败，像一盆冰水，浇醒了明廷的轻敌幻想。日军并非乌合之众，其战法、装备、士气，都远超预期。而明军，久疏战阵，将骄兵惰，器械朽坏，情报不明，与朝鲜军协同不力……所有在和平时期被掩盖的弊端，在真正的强敌面前，暴露无遗。
朝堂之上，主和之声再次抬头。有人认为，为“属国”耗费国力，得不偿失；有人认为，应“固守辽东”，让朝鲜“自生自灭”；更有人私下议论，是否可“以夷制夷”，利用正在乞降的王滶海上力量，袭扰日本后方？
但万历皇帝和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战派，顶住了压力。他们知道，此战已无退路。朝鲜若失，辽东必危，国本动摇。皇帝下诏，罢免作战不力的将领，紧急启用老将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全权负责援朝战事。并从全国调集精锐，包括戚家军旧部（浙兵）、白杆兵（四川石柱土司兵）、以及宣大、蓟辽边军，二次入朝**。
同时，一场围绕战争物资与情报的、看不见的暗战，也在东海与黄海的海面上，悄然展开。
日本，九州名护屋城。 这里是丰臣秀吉的侵朝大本营。港口内，运送兵员、粮秣的朱印船络绎不绝。但在远离主航道的对马海峡附近，几艘没有悬挂任何旗帜、船体涂成暗色的快船，正借着夜色和海雾，悄然游弋。
它们是王滶派出的侦察船。在接到明朝方面（通过陈东的渠道，以及福建巡抚的默许）关于“密切监视日军动向，尤其是其海运补给线”的“非正式请求”后，王滶毫不犹豫地派出了他最精锐的、熟悉日本海情的水鬼（侦察兵）。
“头儿，看！” 一名瞭望手指着东南方向。海雾中，隐约出现了一支由二十余艘关船和安宅船组成的船队，正缓缓向西北（朝鲜方向）航行。船上满载着麻袋和木桶，吃水很深，显然是运粮船**。
“记下数量、航向、速度。” 带队的头目低声道，“放小艇，靠近点，看看护航的兵船有几艘， 是哪家大名的旗号。**”
快船如同幽灵，悄无声息地靠近，又迅速没入黑暗。关于日军第二波增兵计划、粮道海路、各藩兵力轮换情况的碎片化情报，被不断收集，通过平户与福建月港之间的秘密信鸽和快船，源源不断送往明朝的辽东经略衙门和兵部。
王滶在用行动证明他的“价值”。他不仅提供了情报，甚至“自作主张”，袭击了几艘落单的、小股日军的补给船，将俘获的日本水军头目和缴获的日军旗帜、文书，作为“礼物”，再次送往福建。他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明朝：我，王滶，熟悉日本，有船有炮，能打探，也能打仗。招安我，你们不亏。
明朝方面，李如松的幕府收到了这些情报。虽然对王滶的动机充满怀疑，但情报本身的珍贵性毋庸置疑。日军海运补给的细节、各藩之间的矛盾、乃至朝鲜南部沿海一些适合登陆袭击的偏僻港湾信息，对明军制定战略、尤其是谋划切断日军后勤、发动海上袭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考。
陈东，这位隐身幕后的老人，则通过他在日本九州的某些“旧关系”（实为林家经营多年的、潜伏在日本商人、僧侣甚至低级武士中的眼线），将明军大举入朝、国内空虚、以及明朝正在“招抚海上巨寇以为我用”的模糊信息，巧妙“泄露” 给了与丰臣秀吉不睦的某些九州大名（如岛津、大友）的家臣。这些信息，加剧了日军后方的不安与猜忌，尤其是关于“明朝海盗”可能袭扰后方的传闻，让一些依赖海运的日军将领，不得不分兵保护航线，间接减轻了朝鲜前线明军的压力。
知识（情报）与暴力（海上袭击），在战争的灰色地带，形成了奇特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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