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心情复杂——我在从这场战争中获利，而我的女儿在战场上冒险。请务必保重，时刻记得你有瑞士护照。如果情况不对，立刻撤离。爱你的父亲。”
随信附着一张照片，是去年圣诞节拍的。照片里的刻律德拉穿着华丽的裙子，表情僵硬。她几乎认不出那个女孩是自己。
她把照片收好，继续读信的最后一段：“另，你提到的那位‘留着山羊胡的先生’，我托人打听了一下。如果是指那位流亡的革命家，他现在应该在瑞士。最近他的思想在工人中传播很快，当局很紧张。少接触为妙。”
刻律德拉烧掉了这段话。她明白父亲的意思：列宁的思想太危险，尤其是在战争时期。
但她已经接触了，而且那些思想在她心中扎根。每天晚上，在炮声暂停的间隙，她会借着油灯的微光，重读那本小册子。每一个字都像火种，点燃她心中某些早已存在的东西。
九月初，凡尔登正式转入反攻。
法军调来了新式武器——雷诺FT-17坦克。刻律德拉第一次看到这些钢铁怪物时，震惊得说不出话。它们缓慢、笨拙，但坚不可摧，碾过铁丝网，跨过战壕，为步兵开辟道路。
杜邦的阵地接到新任务：为坦克部队提供防空掩护。因为德军调来了专门的反坦克炮，还有飞机挂载的反坦克炸弹。
“时代变了。”杜邦看着那些坦克隆隆驶过，喃喃道，“以后打仗，就是这些铁疙瘩的天下了。”
刻律德拉想起前世见过的更先进的战争机器。与那些相比，这些早期坦克简直像儿童玩具。但她知道，这是一个开始。战争的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反攻进展顺利。到九月中旬，法军收复了杜奥蒙堡外围的大部分失地。刻律德拉所在的阵地已经属于后方，炮声变得遥远。
十月，战场暂时安静。双方都在舔舐伤口，补充兵员和物资。
刻律德拉被轮换到后方休整。她回到了巴勒迪克，住进了相对舒适的营房，有真正的床，有热水，甚至有食堂——虽然食物依然简陋。
在这里，她遇到了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英国军官、殖民地部队的塞内加尔士兵、俄国志愿兵，还有越来越多的华工。
她常常去华工营地。那些中国工人认出了她——在都灵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孩。他们惊讶于她竟然真的来了前线，更惊讶于她能说一些中文。
“你为什么学我们的语言？”一个叫李大的工人问。他三十多岁，脸上有风吹日晒的痕迹，但眼睛很亮。
“语言是理解一个人的开始。”刻律德拉用生硬的中文回答，“而我想理解你们。”
李大和其他工人分享他们的故事：山东的旱灾，家乡的贫困，为了养家糊口签下三年合同，漂洋过海来到欧洲。他们挖战壕，修铁路，卸弹药，做所有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工资却只有欧洲工人的一半。
“但我们不抱怨。”李大说，“至少在这里，我们吃得饱，有地方住。而且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册子，和列宁那本不同，这是手抄的，字迹工整。
“这是我们的同胞写的。”李大说，“关于救国，关于自强。他说，中国要强大，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但也不能丢掉自己的根。”
刻律德拉接过册子。封面上用中文写着《少年中国说》，作者梁启超。她翻了几页，虽然很多字不认识，但能感受到文字中的激情与希望。
“你们相信中国会强大？”她问。
“必须相信。”李大说，“否则我们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
刻律德拉把册子还给他，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这些工人，这些被战争裹挟的普通人，在泥泞和炮火中，依然怀抱着对未来的希望。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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