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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的上海，空气闷热得如同浸了水的棉絮。刻律德拉在法租界公寓的阳台上，读着刚刚送来的《字林西报》。电风扇在身后嗡嗡作响，却吹不散心头越来越重的阴霾。头版标题刺眼：《西班牙殖民地摩洛哥驻军叛乱，马德里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她的手停在报纸边缘。摩洛哥——西班牙的北非殖民地，驻军司令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宣布反对共和国政府。这不仅仅是军事哗变，报章分析说，叛乱迅速蔓延到西班牙本土，右翼军官、保守派势力、君主主义者正在集结。
“开始了。”她低声说，声音被闷热的空气吞没。
接下来的日子里，更多消息从大西洋彼岸传来：叛军自称“国民军”，控制着西班牙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共和国政府动员民兵和忠于政府的军队抵抗；马德里、巴塞罗那的工人拿起武器保卫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政府。
刻律德拉每天收集报纸，在地图上标注战线变化。她看到熟悉的模式：军事政变，内战爆发，外国势力开始选边站。
8月初，两条新闻让刻律德拉从椅子上站起来。
第一条：德国和意大利正式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合法政府。
第二条：德国秃鹰军团、意大利黑衫军志愿部队正前往西班牙支援叛军。
她走到墙上的世界地图前，手指划过欧洲。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混账正在用实际行动支持西班牙的右翼叛军。而西方国家呢？英国宣布“不干涉”，法国在犹豫，美国保持距离。
“绥靖。”她喃喃道，想起一战前欧洲的类似情景。
她翻开日记本，钢笔在纸上划出深深的痕迹：
“1936年8月5日，上海。
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社会主义者、共 产 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保守派、保皇党、独裁者正在开战。第二共和国政府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共 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矛盾从进步派选举成功那天就存在，工人社会党与共 产 党既有合作也有分歧。这种分裂在和平时期尚可调和，在战争压力下可能致命。
这场内战，将会是一场浩劫。我见过一战战壕里的泥泞和死亡，知道现代战争如何吞噬生命。
但更可怕的是，这分明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德意在这里试验新战术、新武器，测试国际反应。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逞，他们会走向哪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墨索里尼说‘西班牙是意大利的后花园’，希 特 勒视此为检验德国军力的机会。而西方民主国家在观望，在妥协，在幻想法西斯会满足于西班牙。
幻想总是要破灭的，只是代价由普通人承担。”
她停顿，笔尖悬在纸上。一个想法逐渐清晰——她不能只是在这里记录，观察，等待。
三天后，刻律德拉敲开了楼下中国邻居的家门。
陈先生是位中学历史教师，五十多岁，戴着圆框眼镜，说话温和但眼神锐利。两年前他因撰写批评当局的文章被迫离职，刻律德拉通过租界的朋友暗中庇护过他三个月。
“陈老师，我想请您和几位朋友吃顿饭。”刻律德拉说。
陈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他透过眼镜片仔细打量她：“您要离开？”
“去西班牙。”
短暂的沉默。陈先生点点头，侧身让开门：“请进，我们详谈。”
那天晚上，陈先生家的小客厅里聚集了五个人：除刻律德拉和陈先生外，还有两位中国记者——李小姐曾报道过东北沦陷后的惨状，张先生常写国际评论；一位法国书店老板皮埃尔，曾参与反法西斯地下网络；以及一个瘦削的越南青年，陈先生介绍他叫阮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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