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呼唤声混杂。药品匮乏，绷带重复使用。一个医生看到刻律德拉手上的伤，想为她处理，她摇头：“先救重伤员。我能等。”
回到防线，她看到几个新兵在哭泣——不是恐惧，而是愤怒和无力。她召集他们，在昏暗的走廊里点上蜡烛。
“记住这种感觉。”她说，“但不要让情绪控制你。愤怒要转化为瞄准的精度，悲伤要转化为保护战友的决心。明天他们还会来，我们要准备好。你们知道为什么而战吗？”
一个年轻意大利志愿者——他叫安东尼奥，来自那不勒斯，父亲被法西斯殴打致残——哽咽说：“为了不让意大利的悲剧在西班牙重演。”
“为了不让法西斯蔓延到我的祖国波兰。”另一个说。
“为了所有被压迫的人。”阮文忠平静地说。
刻律德拉点头：“那么记住这些理由。当你们害怕时，当你们想放弃时，想想这些理由。现在，检查武器，休息。明天继续战斗。”
深夜，她写日记，借着烛光：
“1936年11月8日，马德里大学城。
第一天战斗。死亡很近，和一战时一样。但这次不同——这次我知道为什么而战。不是为了国王或国家，而是为了阻止法西斯蔓延。
国际纵队的志愿者们有勇气，但缺乏经验。很多人活不过一周。这种消耗是残酷的，但也是必要的——马德里必须守住，否则整个共和国士气会崩溃。
我见到了意大利黑衫军。他们高唱法西斯歌曲冲锋，高喊‘墨索里尼万岁！’。我瞄准他们时，想到的是父亲被解雇的信，是贝洛蒂工厂被法西斯接管的消息，是意大利报纸上那些狂热的宣传。然后我扣动扳机。
今天杀了三个敌人。没有快感，只有必要性。就像割除毒瘤——痛苦但必须。
阮文忠问我是否相信我们能赢。我回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不抵抗，一定会输。有些战斗不是为了确保胜利，而是为了证明抵抗的可能性。
明天，继续战斗。”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德里防线变成绞肉机。国际纵队轮换上前线，伤亡惨重，但始终没有崩溃。刻律德拉凭借一战经验活了下来，还救了好几个新兵。
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她的排被部署到临床医院楼顶，负责狙击和观察。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大学城和远处的瓜达拉马山脉。
望远镜里，她观察到异常：叛军后方有德国制式的坦克在集结——这是秃鹰军团的装备。还有穿着德军制服的军官在指挥。
“他们在试验新战术。”她对身边的卡尔说，“步坦协同，空中支援。这和一战时的堑壕战不同——更机动，更致命。”
卡尔面色凝重：“苏联援助的T-26坦克在路上，但太少太慢。我们的反坦克武器不足。大部分志愿者连坦克都没见过。”
突然，空中传来轰鸣。刻律德拉抬头——三架德国容克Ju 52运输机低空飞来，但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传单如雪花般飘落，覆盖前线。
她捡起一张：西班牙语和德语双语，宣传“民族主义西班牙的解放”，呼吁共和军士兵投降，承诺宽大处理。传单上印着佛朗哥的肖像和十字架。
“心理战。”卡尔冷笑，“下一步就是***了。德国人在埃塞俄比亚用过，意大利人也在用。”
刻律德拉看着传单，想起一战时德国人用炮弹发射的劝降信。战争的形式在进化，但本质没变：杀死肉体，摧毁意志。法西斯只是更系统，更残酷。
那天下午，德国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来了。尖啸声刺破天空——那是俯冲时发出的恐怖声音，专门设计来摧毁士气。炸弹落在医院附近，建筑摇晃，碎石飞溅。刻律德拉命令全排隐蔽，自己留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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