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一战时害怕吗？”
“每天都怕。”她诚实回答，“但恐惧让你保持警惕。麻木才是最危险的——麻木的人会忘记隐蔽，会浪费弹药，会害死自己和战友。”
训练营里有各种传言：马德里被围困，叛军推进迅速，德意的飞机在轰炸平民。每个人都急切想上前线，但指挥官坚持要基础训练完成。
一天夜里，刻律德拉在哨位上遇到了营长卡尔——一个德国共 产 党人，参加过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现在是国际纵队的资深军官。
“你以前和德国人作战，”卡尔用德语说，他口音很重，带着普鲁士腔，“现在和德国人并肩作战。感觉如何？”
刻律德拉看着他。月光下，卡尔的脸棱角分明，眼神锐利如鹰：“我从未憎恨德国士兵，只憎恨战争。现在和我并肩作战的，是反法西斯者，不是国籍的问题。”
卡尔点头，似乎满意这个答案：“明天我们开拔去马德里。做好准备，真正的考验要开始了。”
1936年11月，国际纵队第11旅抵达马德里前线。
城市已被包围三个月。佛朗哥的国民军从西、南、北三面进攻，声称要在十月前攻下首都。但马德里没有沦陷——工人、学生、妇女、老人，所有人都拿起武器。标语涂满墙壁：“No Pasarán!”（他们休想通过！）
刻律德拉的部队被部署在大学城区域。这里是马德里西北的防线，共和军与国际纵队死守着一片建筑群：哲学与文学系大楼、临床医院、农学院。建筑之间是开阔地和果园，现在成了杀戮场。
第一天，炮击从清晨开始。意大利援助叛军的火炮向大学城倾泻炮弹。刻律德拉和她的排躲在农学院地下室，震动让灰尘簌簌落下，墙壁出现裂缝。
“和凡尔登一样，”一个法国老兵喃喃道，他叫亨利，参加过凡尔登战役，“只是这次我们在城里，不是在野外的泥浆里。”
炮击停止后，叛军步兵开始冲锋。刻律德拉从破碎的窗口看到穿着卡其色军装的国民军士兵，还有穿着黑色制服的意大利“志愿军”——墨索里尼派来的黑衫军。
“稳住！”她大喊，“等他们进入两百米！听我命令！”
枪声爆响。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大多训练不足，射击杂乱。刻律德拉冷静地瞄准、射击、换弹。她击倒了三个敌人，两个穿卡其色，一个穿黑色。
战斗持续一整天。叛军占领了部分建筑，又被夺回。双方在走廊、教室、实验室里厮杀。刻律德拉的手被碎玻璃割伤，鲜血直流，她用绷带草草包扎，继续战斗。
傍晚，叛军暂时退却。清点人数：她的排二十人，四人阵亡，七人受伤。阵亡者中包括那个法国诗人让-皮埃尔，他被狙击手击中头部，当场死亡。
刻律德拉负责登记阵亡者信息。她从诗人的口袋里找到一本浸血的诗集，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最后一页空白处写着一行字：“我来到西班牙，因为在这里，未来正在被决定。如果我不幸死去，请告诉世界我为何而死。”
她合上诗集，放进自己的背包。如果她能活下来，她会把这本诗集带出去，带到巴黎，带到上海，告诉人们这个法国诗人为何死在马德里。
夜晚，阮文忠找到她。他手臂中弹，但坚持留在前线。“我包扎过了，能战斗。”他说，脸色苍白但眼神灼灼，“今天我们连击退了三波进攻。越南人也能在西班牙战斗——这消息如果传回河内，会鼓舞多少人。”
刻律德拉递给他半块巧克力——她从上海带来的，一直舍不得吃：“保存体力。战斗不会很快结束。马德里围城可能持续数月。”
她走到临时医护站——设在地下室，只有两个医生和几个护士。伤者挤满地面，**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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