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想越南。”阮文忠说，呼出的白气在寒夜中消散，“法国殖民者在我们的土地上也这样分而治之，用暴力维持统治。西班牙人的斗争，和越南人的斗争，本质是一样的。只是这里，全世界反法西斯者聚在了一起——这给了我希望。”
“如果西班牙失败了呢？”
“那么我们就知道，仅仅有理想不够，还需要更强大的组织，更清醒的认识，更长远的准备。”阮文忠看着星空，银河横贯天际，“但这场战斗本身，已经是火种。你看这些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人——波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他们回到家乡后，会成为抵抗的种子。我也是。如果我能活着离开西班牙，我会回到越南，告诉同胞：我在西班牙战斗过，我见过法西斯的面目，我知道必须抵抗。”
刻律德拉忽然明白：西班牙内战的意义，也许不在于马德里是否陷落，而在于它唤醒的国际反法西斯意识，在于它创造的跨国联系。这些志愿者回到法国、英国、美国、中国、越南……他们会传播所见所闻，组织抵抗，教育下一代。
战斗本身，已是播种。
12月12日，她得到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李记者通过地下渠道送来一封信：
“西安发生事变。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扣押了到西安督促围剿红军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目前局势不明，南京政府内部混乱。此事若处理不当，中国可能陷入更大内战；若和平解决，或能促成统一战线对抗日本。上海租界气氛紧张，各国领事馆都在观望。”
刻律德拉读信时，心里翻腾。她在日记里写：
“1936年12月15日，马德里前线。
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如果未能和平解决，中国就是下一个西班牙——内战加剧，外敌趁机入侵。如果和平解决，那么内战结束，一致对外，世界反法西斯就多了一份力量。
中国与西班牙，相隔万里，但命运相连。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是全球性的威胁，抵抗也必须是全球性的。
此刻我在马德里战壕里，中国友人在上海租界，越南战友在我身边。世界已经连成一体，只是很多人还没意识到。”
同样在西班牙，刻律德拉遇到了形 形 色 色 的人。国际纵队不只是士兵，还有记者、作家、艺术家、医生。
在巴塞罗那休整期间，她遇到画家毕加索。他正在创作一幅大型油画，画布上充斥着扭曲的人形、破碎的肢体、哭泣的母亲。他告诉刻律德拉：“这幅画叫《格尔尼卡》。德国人轰炸了那个小镇，毫无军事理由，只是为了恐怖。我要让全世界看到这种恐怖。”
她还遇到美国作家海明威，他作为战地记者来到西班牙。他们在前线指挥部喝威士忌，海明威说：“我在写一部小说，关于一个美国志愿者在西班牙的故事。战争很肮脏，但有些战争必须打——这是为自由而战的战争。”
刻律德拉问他：“你认为自由能赢吗？”
海明威沉默片刻，喝了一大口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不为自由而战，就一定会失去自由。我在非洲见过狮子捕猎——逃跑的羚羊总是先死。抵抗的，还有机会。”
1937年1月，国际纵队第11旅轮换休整。刻律德拉被批准短暂休假。她去了巴塞罗那，看到了共和国内部的分裂：街头有共 产 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对峙，标语互相攻击，偶尔有枪声。统一的“反法西斯”口号下，是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
在一家咖啡馆，她遇到了一个意大利同乡——路易吉，来自都灵，曾是菲亚特工厂的工人，因组织罢工被法西斯迫害，逃到西班牙。
“墨索里尼派了五万‘志愿军’来支持佛朗哥。”路易吉苦涩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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