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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陷落后，战火如决堤洪水般向西蔓延。1937年11月底，刻律德拉站在法租界公寓的窗前，看着难民如潮水般涌过苏州河上的桥梁。他们拖家带口，背着简单的行李，脸上是麻木与恐惧交织的表情。这些从闸北、虹口、南市逃出来的人，现在又要继续西逃——因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南京。
“他们要去哪里？”卖花的小姑娘问刻律德拉。小女孩一家现在还住在刻律德拉的公寓里，父亲已经确认阵亡，母亲靠给人洗衣勉强维持。
“西边，更西边。”刻律德拉回答，“汉口，重庆……直到找到安全的地方。”
“哪里安全？”
刻律德拉无法回答。她知道，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此刻几乎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但军事委员会仍在南京组织保卫战。然而前期淞沪会战的惨败消耗了太多精锐部队，上海至南京间几乎无险可守——长江·三角洲平原坦荡如砥，日军机械化部队可以长驱直入。
12月初，刻律德拉决定前往南京。作为记者，她需要记录这场即将到来的首都保卫战；作为经历过一战和西班牙内战的老兵，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太危险了。”陈先生劝她，“南京很可能守不住。日军一旦破城，后果不堪设想。”
“正因如此，才需要有人见证。”刻律德拉平静地整理行装，“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世界需要知道真相。”
她带着两架相机、充足的胶卷、笔记本、急救包，以及最重要的——多本不同国籍的护照。意大利护照（法西斯政权下发的）、德国护照（汉斯帮她弄的假证件）、瑞士护照（通过红十字会渠道获得）、中国记者证（陈先生帮忙办理）。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多重身份是保护伞也是武器。
12月5日，刻律德拉抵达南京。
城市已进入战时状态。街道上到处是沙包工事、铁丝网、标语。军队在调动，市民在撤离。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正在装箱搬运图书仪器，准备西迁。政府机关更是早在11月就开始分批转移。
刻律德拉在鼓楼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房东是位老教授，正准备去汉口。“这房子你随便住，只求一件事——如果日本人打进来，别让这屋子被糟蹋得太厉害。我书房里的书……都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刻律德拉答应会尽力保护。但她知道，在战争的洪流中，个人的承诺如此渺小。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目睹了南京保卫战的最后准备。城防司令唐生智宣称“与南京共存亡”，下令烧毁长江上所有船只，断绝退路。但刻律德拉在军事观察中看到了问题：
防御工事仓促简陋，许多地段只是象征性的街垒；军队混杂——中央军、广东军、川军、东北军残部，指挥系统混乱；弹药储备不足，许多士兵每人只有几十发子弹；最致命的是，士气低落。从上海败退下来的部队疲惫不堪，新补充的士兵缺乏训练。
12月9日，日军兵临城下。刻律德**上中华门城楼，看到远处地平线上扬起的尘土——那是日军坦克和炮兵部队。
一个年轻的中国军官——看起来不到三十岁，佩戴教导总队臂章——递给她望远镜：
“看，雨花台方向。八十八师在那里。”
刻律德拉调整焦距。雨花台是南京南郊的制高点，战略位置关键。她看到中国士兵在匆忙加固阵地，但工事薄弱，缺乏反坦克武器。
“守得住吗？”她问。
军官苦笑：“守不住也得守。这里是南京。”
接下来的三天，刻律德拉在城内外穿梭，记录这场注定失败的保卫战。她看到雨花台的惨烈争夺——八十八师这支在四行仓库创造过奇迹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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