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帮助。”
1938年6月下旬，刻律德拉抵达武汉。
与上海沦陷后的压抑、南京沦陷前的绝望不同，武汉的气氛截然不同。这座城市充满了奇异的矛盾感：一方面战争阴云密布，日军兵锋已指向长江中游；另一方面，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学生团体组织募捐，剧团在街头演出抗日剧目。
刻律德拉在汉口的旧租界区找到住处——一栋三层小楼的顶层，房东是个英国商人，正准备撤离回伦敦。
“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来武汉？”房东一边收拾行李一边问，“日本人很快就会打过来。”
“所以更需要有人在这里。”刻律德拉说。
安顿下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调到中央社频率。广播里正在播报战局：
“……日军第106师团冒进至万家岭地区，陷入我军包围。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表示，将坚决歼灭该股敌军……鄱阳湖、大别山地区我军节节抵抗，予敌重大杀伤……”
刻律德拉听着，心里却想着别的事。她有战场直觉——那是无数次生死边缘磨砺出来的本能。万家岭，这个名字在她脑海中盘旋。她铺开军事地图，手指在上面移动：万家岭位于南浔铁路西侧，地形复杂，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
“这里会是转折点。”她低声自语。
第二天，刻律德拉以记者身份前往第九战区司令部申请前线采访许可。接待她的军官是个年轻的湖南人，姓刘，佩戴中校衔。
“意大利记者？”刘中校翻看她的证件，“《米兰晚邮报》……现在很少有外国记者来武汉前线了，大家都觉得这里守不住。”
“我认为能守住。”刻律德拉说，“至少一段时间。而且，这里会发生一些重要的战事。”
刘中校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你这么认为？”
“万家岭。”刻律德拉指着地图，“日军第106师团轻敌冒进，地形对防守方有利。如果指挥得当，可以打一个漂亮的围歼战。”
刘中校沉默片刻：“你和我们司令长官想得一样。他正在调集部队，准备在万家岭吃掉106师团。”
采访许可很快被批准。刻律德拉没有耽搁，立刻前往鄱阳湖前线。
鄱阳湖地区的景象让刻律德拉想起了西班牙的某些战场——不是地形相似，而是那种临战前的紧张与忙碌。中国军队在湖边构筑工事，炮兵阵地隐蔽在树林中，士兵们疲惫但仍在坚持。
她采访了几支部队。第74军的一个连长——姓王，江西人，脸上有新鲜的伤疤——说：“我们在庐山上守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攻不上来。现在调到这里，还是那句话：鬼子来了就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另一个老兵——参加过淞沪和南京战役的老兵，手臂用绷带吊着——说得更直接：“武汉不能丢。丢了武汉，中国就真没地方退了。重庆太远，山区太多，工厂搬不过去。”
刻律德拉问他怕不怕。
老兵笑了，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怕？怕就不当兵了。但说实话，比起怕死，我更怕输。输了，子孙后代都得当亡国奴。”
这些采访让刻律德拉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上海和南京，她看到的多是溃败和绝望；但在武汉外围，她看到的是韧性和决心。这不只是政府宣传的结果，而是普通士兵和民众自发的抵抗意志。
然而，她也看到了问题。
在前往马当要塞的路上，刻律德拉遇到了一个让她忧心忡忡的场景：要塞守军正在举行“结业典礼”——某个军官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各级军官受邀参加，大摆宴席。
刻律德拉找到要塞指挥官李韫珩，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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