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很可能趁此机会发动进攻。前线指挥官集体离开岗位，这是兵家大忌。”

    李韫珩不以为然：“日本人在休整，不会这么快进攻。而且我们有完善的防御体系，马当要塞固若金汤。”

    “没有哪个要塞是攻不破的。”刻律德拉严肃地说，“而且防御的关键是人。如果指挥官不在，士兵没有指挥，再坚固的工事也没用。”

    她的警告被当成耳旁风。李韫珩甚至邀请她参加宴会，被她拒绝。

    三天后，刻律德拉的预感成真。日军波田支队趁夜突袭，马当要塞守军因指挥官缺席、指挥混乱而迅速溃败。这个被蒋介石寄予厚望、“至少能守一个月”的要塞，一周内失守。

    刻律德拉在报道中如实记录了这一事件，但稿件被审查部门扣下——“影响士气”。她只能在日记里写道：

    “1938年7月初，马当要塞失守。我在战前提出警告，但无人理会。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军事官僚体系的僵化和腐败，是比敌人炮火更可怕的威胁。”

    随着战事推进，刻律德拉的注意力转向万家岭。

    8月底，日军第106师团果然如她所料，孤军深入至万家岭地区。薛岳指挥的第1兵团迅速调动，将日军包围。

    刻律德拉申请前往万家岭前线，但被拒绝——战斗太过激烈，不允许记者靠近。她只能在武汉通过战报和前线返回的伤员了解情况。

    9月底到10月初，捷报频传：

    “我军在万家岭击溃日军第106师团一部，歼敌千余……”

    “日军空中投送军官补充指挥系统，可见其损失惨重……”

    “张古山阵地反复争夺，我军敢死队夜袭成功……”

    刻律德拉听着广播，看着报纸，心里却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万家岭大捷是好事，是开战以来少有的战略胜利。但它真的是转折点吗？

    10月10日，双十节，万家岭大捷的消息正式公布：日军第106师团遭重创，歼敌三千余（实际可能更多），基本丧失战斗力。

    武汉全城欢腾，鞭炮声响彻大街小巷。学生们游行庆祝，商家打出“庆祝万家岭大捷”的横幅。刻律德拉走在人群中，感受着久违的喜悦气氛，但她的军事直觉告诉她：这只是黑暗中的一道闪光。

    当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分析：

    “万家岭大捷振奋人心，证明中国军队有能力歼灭日军整师团。但从战略角度看，这只是局部胜利。

    武汉保卫战的根本目的是‘以空间换时间’——为政府机构、工业设备、学校的内迁争取时间，为持久抗战保存实力。这个目的已经趋近达到：截至10月初，超过100万吨物资、数十万人员已迁往四川。

    而日军虽然在南线受挫，但在长江北岸和大别山方向仍在推进。更关键的是，日军很可能在华南开辟新战线——如果我是日军指挥官，会考虑在广州登陆，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

    因此，武汉的撤离是必然选择，而且是正确的战略选择。继续死守只会重蹈南京覆辙。”

    10月中旬，刻律德拉的判断一一应验。

    日军在广州登陆，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的战略价值大幅下降。与此同时，长江北岸日军突破田家镇要塞，武汉门户洞开。

    国民政府开始秘密准备撤离。

    刻律德拉没有离开。她留在武汉，协助转移最后一批物资——主要是文化机构的书籍、档案、仪器。她帮助武汉大学图书馆将古籍装箱，协助中央研究院搬运实验设备，为《新华日报》等报社的撤离提供车辆。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撤退。日军日益逼近，空袭越来越频繁，而需要转移的东西太多，运力严重不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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