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六月的莫斯科，白夜漫长。刻律德菈下榻的旅馆房间里，收音机几乎昼夜不停地开着，各种语言的广播交替传来——德语充满胜利的咆哮，俄语带着强作镇定的颤抖，英语则是急促的警报。

    战争爆发三天了，消息混乱得像被搅浑的河水。苏联官方宣称“英勇阻击”，但德国公报里那些不断推进的地名像瘟疫般扩散：布列斯特、明斯克、基辅……刻律德菈在随身携带的苏联地图上用红铅笔标记战线，每一天，那条红线都向东蠕动一大截。

    她想起离开重庆前，那位湖南口音的老人的话：“希 特 勒的野心不止西欧。”现在这句话像预言般应验。更让她想起延安窑洞里，一个从北平来的大学生曾用《战国策》和《六国论》比喻欧洲局势——那时大家围着炭火盆，那年轻人推了推眼镜说：

    “希 特 勒‘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英法搞绥靖是‘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苏联呢？苏联觉得自己聪明，跟纳粹签条约、瓜分波兰，以为能置身事外。这就是‘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现在五国都灭了，齐还能独善其身吗？”

    当时满窑洞的人都笑了，说这书生把国际政治比作春秋战国。现在刻律德菈笑不出来。那个大学生说得对——苏联这个“齐人”，现在要为与虎谋皮付出代价了。

    七月初，她拿到了苏联外交部签发的战地记者证。证件上她的照片神情严肃，钢印压得有些歪斜。同行的有塔斯社的伊万——那个在重庆一起吃过火锅的沉默苏联记者，还有两个英国记者、一个法国记者。他们组成一个小型国际记者团，被允许前往前线，但活动范围严格受限。

    第一站是斯摩棱斯克。当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七月下旬抵达时，这座城市已经陷落十天。德军正在巩固战线，苏军残部在郊外森林里打游击。刻律德菈看到被摧毁的T-34坦克残骸躺在路旁，炮塔被掀翻，像死去的钢铁巨兽。德国工兵在修复铁路，战俘营里挤满了穿破烂军装的苏联士兵——很多人连钢盔都没有，戴着布琼尼帽，眼神空洞。

    一个德国国防军少尉接受了采访，他下巴抬得很高：“俄罗斯人不会打仗。我们有闪电战，他们有……人海。但人海挡不住坦克。”刻律德菈用德语提问时，少尉明显愣了一下，然后更傲慢了，“你是意大利人？墨索里尼领袖的军队在北非可不太顺利啊。”

    她没接话，只是在本子上记录：德军士气高昂，装备精良，但轻视对手。这很危险——她在西班牙见过太多因为轻敌而送命的部队。

    八月，他们被允许前往基辅前线。但还没到目的地，就被紧急召回——基辅包围圈正在形成，六十万苏军面临被合围的危险。回莫斯科的火车上，伊万整夜抽烟，望着窗外漆黑的草原，突然说：“我弟弟在西南方面军。”

    刻律德菈不知如何安慰。战争就是这样，把每个人的亲人变成统计数字。她想起自己的家人——父母、玛丽亚、艾萨克，都成了墨索里尼屠刀下的数字。现在轮到伊万了。

    九月初回到莫斯科时，气氛明显紧张了。街头贴满了“一切为了前线！”“保卫莫斯科！”的标语，但商店里的货物越来越少，排队购买面包的队伍越来越长。外国使团开始“内迁”——这是苏联政府的委婉说法，实际上是撤往古比雪夫、喀山等后方城市。美国大使馆最早行动，接着是英国、法国流亡政府、中国……意大利大使馆也在打包，但刻律德菈没去——她现在是“反法西斯记者”，去那里等于自投罗网。

    她选择留下。一是记者的本能，二是缇宝交予的任务需要她留在信息中心莫斯科，三是一种说不清的冲动：她想亲眼看看，这个曾与 希 特 勒称兄道弟的“齐人”，如何在绝境中挣扎。

    九月八日，坏消息传来

    -->>(第1/6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