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何成局在太平山顶的小屋里睁开了眼睛。他已经连续闭关了整整三个月，期间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先天境巅峰的气机在他经脉里缓缓流转，像是珠江入海口的潮水，一涨一落，一涨一落，不急不躁地冲刷着他一百三十一岁的身体。

    三个月前，何安的葬礼结束之后，他一个人去了广州白云山。在余姚姚的坟前放下那双磨穿了底的旧布鞋，说了几句话，然后赤着脚走回了香港。从那天起，他就把自己关进了这间石砌的小屋。窗外维多利亚港的轮船汽笛响了又停，停了又响，山腰的凤凰木从落叶到发芽再到开花，他都没有出去看过一眼。他在做一件事——冲击天人境。

    先天境巅峰到大圆满，差的不是气机，是对天地之力的最后一点感悟。他在太平山顶渡雷劫突破先天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五十年里他经历了抗日战争、香港沦陷、战后重建，看着妻子们一个接一个走了，看着长子何安也走了。每一次离别都在他心里刻下一道痕，但这些痕没有让他变弱，反而让他的心境越来越沉。像珠江底的石头，水流越急，磨得越圆。他觉得自己已经摸到了那道门槛，只需要最后一个契机。

    今天早上，他在闭关中忽然感觉到一阵心悸。不是走火入魔的那种心悸，是另一种——像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叫了他一声，声音穿过了太平山的岩石、穿过了闭关室的石墙、穿过了先天境巅峰的气机屏障，直接落在他的心脏上。

    他睁开眼睛。三个月来第一次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擦过石头。

    “谁？”

    没有人回答。窗外只有凤凰木的枝叶在晨风中轻轻摇晃。但他知道有人在叫他。他站起来，赤着脚走到门口，推开了三个月没开过的木门。山道上站着一个人——何慎。七十三岁的何慎站在石阶上，穿着一身灰布短打，脚上是秦舒云纳的那双旧靴子，鞋底已经磨得很薄了。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但站姿还是跟十九岁守城时一样，腰背笔直，纹丝不动。

    “七叔。”何慎开口，声音很稳，“大姐走了。昨天夜里，在潮州。何平。”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走的时候很安详。方少游守在她床边，孩子们都在。”

    何成局站在门口，好一阵没有说话。晨光从凤凰木的枝叶间漏下来，照在他赤着的双脚上。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的脚底板，想起何平小时候学走路的样子——余姚姚牵着她的手在何府后宅的院子里一步一步地走，林函站在旁边看着，手里拿着针线活但眼睛一刻都没离开过女儿。何平跌倒了，余姚姚不扶她，说平儿自己站起来。何平瘪着嘴想哭，回头看到林函眼里的光，又把眼泪憋回去了，自己撑着地站了起来。

    那是光绪初年的事。快八十年了。

    “何平走之前留了一句话。”何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她说——‘告诉爹，莲步轻移我走了一辈子，现在去那边教娘走。’”

    何成局接过信。何平的字迹很清秀，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张扬，但每一笔都写得端端正正。信的最后附了一行小字——“爹，我生母是林函，养母是余姚姚还有几位姨娘。我这辈子比谁都富。何平。”他把信叠好放进怀里，抬头对何慎说了一句话：“你去安排。我去潮州。”

    何平的灵堂设在潮州修船厂旁边的一栋老宅里，那是方世宏当年娶儿媳时专门盖的新房，青砖灰瓦，门口种着一棵玉兰树，是林落雪从何府花房里移过来的嫁接苗。如今玉兰树已经长到了三丈高，满树白花在春寒中开得正盛，香气溢满了整条巷子。何成局走进灵堂的时候方少游正跪在灵前烧纸。方少游八十三岁，头发全白了，跪在蒲团上的姿势很吃力，膝盖不好已经很多年了，但他不要人扶，每弯一次腰都要喘一口气，然后用火钳夹起一叠纸钱放进铜盆里，看着火焰把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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