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晒出的黝黑褪了大半，但身体还很硬朗。他从非洲回来参加何清的葬礼，昨天刚到香港，时差还没倒过来。叔侄俩——其实是姐弟俩，何辩比何清小一岁——并肩坐在角落里，望着供桌上那把紫砂壶。

    “哥，”何辩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大姐走了之后，茶室的事谁管？”

    “她的徒弟。”何成局说，“阿清把茶方都留给徒弟了。凤凰单丛的拼配比例、每一泡的水温、不同季节用不同的壶——她写了一个本子，比你的贸易合同还厚。”

    何辩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让何成局意外的話：“爹，我想退休了。”他望着何清的遗像，“我在南洋跑了五十多年，从新加坡到雅加达，从马尼拉到开普敦。巨臂贸易部的航线图是我一张一张画出来的，现在非洲的业务也跑顺了，当地的负责人都是何家第五代的孩子，比我能干。我想回来。回香港，在茶室旁边租个小房子，每天喝何清徒弟泡的茶。不做事了，就喝茶。”

    何成局转头看着这个儿子。何辩从小就跟着母亲苏筱学洋文，九岁能帮何静翻译日文航运摘要，十三岁进巨臂贸易部，一干就是六十多年。晒得比何康还黑，英文说得比何静还流利，连何敏都夸过他做的贸易报表格式清晰。他这一辈子都在跑，从香港跑到南洋，从南洋跑到非洲，从非洲跑到南美。现在他跑不动了，想回来喝茶。何成局伸出手拍了拍何辩的手背，说了一个字。

    “好。”

    何辩低下头，肩膀微微抖了一下。何清那壶最后的凤凰单丛还在供桌上，茶香渐渐散了。

    何芳是在两年后走的，享年八十五岁。她走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何氏医馆的针灸科全部移交给了她的大徒弟。何忆传给她的那套金针一共三十六根，从最短的半寸针到最长的七寸针，按长短排列在针盘里。她用了一辈子，针尾的缠丝被手指磨得发亮，有两根针因为使用频率太高，针身比其他的细了一圈。何芳把它们一根一根擦干净，插回针盘，然后合上盖子。针盒盖子内侧贴着何忆的那张纸条还在——“针能救人，只救人不杀人。”何芳在这行字下面加了四个字——“芳谨记。”

    她把针盒交给大徒弟的时候说：“何氏医馆的针灸科从何忆手里传给我，从我手里传给你。你是第五代了。针法可以改良，但规矩不能改——何家的针只救人，不杀人。记住了吗？”大徒弟跪下接过针盒，磕了三个头。何芳把她扶起来，然后对旁边的何甘说想去看海。

    何甘推着她的轮椅去了坚尼地城海边。两姐妹一个八十四岁一个八十三岁——何芳比何甘小一岁，但这两年身体反而比何甘差得更快。何忆说她针感偏柔，针灸师的气机跟患者的气机长期共振，患者好了针灸师自己也会耗损。何芳从没抱怨过。此刻她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毯子，望着维多利亚港的海面。海风吹过来，她脖子上挂着的那个安神香囊轻轻晃动——那是母亲张颜留给她的，在鞋窠里藏了大半辈子，被她拆出来穿了红线挂在脖子上。香囊里的药材早就换了无数次，但每次换药的时候她都会留一小撮旧药在里面，说旧药里有母亲的味道。

    “甘姐，你还记得娘身上的味道吗？”何芳望着海面，忽然问了一句。

    何甘把轮椅停在防波堤旁边，自己在缆桩上坐下来。“记得。”她说，“你娘身上的味道是合欢花和酸枣仁，安神香的主料。我娘身上是当归和黄芪，药膳汤的底味。小时候我分不清——两位姨娘经常一起在厨房里忙，你娘帮我娘看药膳的火候，我娘帮你娘试香的持久度。两个人站在一起，香味混在一起，我就分不清谁是谁了。”她笑了笑，“后来我学会了——合欢花是甜的，当归是苦的。甜的是张姨娘，苦的是我娘。”

    何芳也笑了。她把安神香囊从脖子上摘下来，放在何甘手心里。何甘愣了一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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