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总馆。何岳的遗体已经被弟子们抬到了正堂，身上盖着宝芝林的青色旗帜，周围跪满了披麻戴孝的徒子徒孙。那把从广州寄来的旧刀还挂在正堂上，刀刃上的缺口在烛光中泛着暗红色的光泽。何成局站在何岳的遗体前，低头看着这个八儿子。何岳的生母是林青，当年用月影步法和七星飞针在何府做安全巡护总管，一手飞针能钉住三个人的手背。林青走得早，何岳从小就没怎么享受过母爱，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何成局还记得何岳七岁那年拜入宝芝林，黄飞鸿摸着他的头说这小子根骨不错。何岳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师父，从此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站桩，风雨无阻。他把何岳的衣领整了整，轻声说了一句话。

    “你师父在那边等你。站好最后一班桩。”

    何植是九十三岁走的。他把何家的花房从广州搬到了香港，在天台上种了一辈子。林落雪传给他的嫁接技术在他手里发扬光大——他把香港本地的荔枝和泰国品种做了杂交，培育出一种果肉更厚、核更小的新品种，港英政府农业署的英国专家来看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何先生你应该申请专利。何植说不用，谁想种就拿去种，花无百日红，品种留下来比专利重要。他走之前把花房交给了他的孙子，那棵从白云山上带回来的凤凰木苗的后代已经被他分株送给了何家每一房的院子里。何成局在太平山顶的那棵是母株，何平潮州老宅门口的那棵是第二代，何宁坚尼地城公寓楼下那棵是第三代，何慎墓碑旁边那棵是何植亲手种的第四代。每一棵凤凰木的根底下都埋着何植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种树人：何植。花匠林落雪之子。”

    何成局站在太平山顶那棵参天的凤凰木下，低头看着树根旁边一块被青苔覆盖的小石头。他用手指把青苔拨开，石头上刻着几个字——“何植，民国四年种。”他直起腰，拍了拍树干。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冠遮住了小半个山坡。今年它开花了，火红色的花瓣铺满了山道，踩上去软软的，像铺了一层红地毯。

    “植儿，你的花开了。你娘在那边也看到了。”

    何安邦是九十一岁走的，何家第二代最后一个。他这辈子话最少——从小就不怎么说话，何成局一度以为这个儿子是哑巴。后来发现他不是不会说话，是不想说。他觉得语言是多余的东西，该做的事直接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说出来？他守了一辈子城，从广州守到香港，从十七岁守到八十五岁退休。退休之后他把安保部交给了何家第五代的一个年轻人，自己每天坐在坚尼地城码头边的长椅上看着海，一坐就是半天。何安邦的妻子陈秀兰比他早走十年，没有子女。陈秀兰走的时候何安邦坐在她床边，守了三天三夜没有说话。第三天夜里陈秀兰睁开眼睛看着他，说安邦，我嫁给你五十年，你跟我说的话加起来不够一箩筐。但我都知道——你心里想说什么，不说我也知道。何安邦点了点头，握着她的手。陈秀兰笑了一下，说那我先走了，你在那边不用说话，我会帮你说的。何安邦又点了点头。陈秀兰闭上眼睛，很安静地走了。

    何安邦在妻子走后的十年里话更少了。但他每天都会去码头，坐在那张长椅上，旁边空着一个位置——那是陈秀兰以前坐的地方。有时候他会带两杯茶，一杯自己喝，一杯放在旁边。茶凉了也不收，就让它放在那里。何成局有时候会去码头上陪他坐一会儿，父子俩并肩坐在长椅上，望着维多利亚港的轮船来来往往。谁都不说话。但何成局知道何安邦在想什么——他在想广州的城楼，在想何慎的旗语，在想陈秀兰的那杯茶。

    何安邦走的那天也是坐在那张长椅上。傍晚时分，夕阳把维多利亚港染成金红色，他靠在椅背上看着海，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旁边那个空位上放着另一杯茶，早就凉了。路过的码头工人看到他闭着眼睛以为他在打盹，等发现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何成局接到电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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