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穿衣服。”楼明之说，“我在档案馆门口等你。”
“现在？”谢依兰看了一眼窗外的大雨。雨幕密得连对面那栋楼的轮廓都看不清楚，路上积水已经漫过了马路牙子，凌晨三点的镇江城像一座被沉在水底的废墟。
“现在。”楼明之已经站起来穿外套了，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声音因为动作而一颠一颠的，“如果顾鹤年当年在卷宗里藏了图，那他不可能只在卷宗里藏。他的档案、日记、私人笔记——档案馆有他退休之后移交的全部遗物，今年刚解封。”
“你确定档案馆凌晨三点开门？”
“不开。”
“那你——”
“所以需要你的轻功。”
谢依兰把电话挂了。楼明之听着忙音笑了笑，把外套拉链拉到最高，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跟了他八年的军刀，插进脚踝的刀鞘里。然后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样东西——一枚青铜令牌，上面刻着一个“霜”字，边缘已经被磨得圆润光滑。这是他恩师留给他的唯一遗物，也是他查到现在唯一还说不清来源的物证。
他把令牌揣进内兜，拉开门，走进了雨里。
档案馆是一栋四层的老式建筑，前身是民国时期的镇江商会，后来改成档案馆，再后来因为经费不足被半废弃，只有一楼还象征性地开着几个窗口。楼明之站在档案馆后院墙外面的时候，全身已经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滴进眼睛里，他连擦都不擦。铁栅栏足有三米高，顶端是尖的，锈迹斑斑，在路灯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谢依兰站在他旁边，打着一把黑伞，鞋面上沾了一点泥，但身上的衣服是干的。她是从正门绕过来的。她看了一眼浑身湿透的楼明之，把伞往他那边斜了半寸，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你从哪里来的？”
楼明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没回话。他指了指铁栅栏，意思是让她翻。谢依兰把伞收拢，退后两步，助跑，起跳，右脚在墙面一块松动的红砖上借力一蹬，左手反扣铁栏杆顶端没生锈的那一小截横梁，腰腹一拧整个人就翻了过去。落地的时候膝盖微曲，脚尖先在长满青苔的水泥地上点了一下，然后脚跟才落地，整个过程发出的声音比雨声还轻。她站稳之后回头看了一眼铁栅栏外面的楼明之，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忘了你翻不过来。”
楼明之站在雨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伸手指了指铁栅栏侧面的一个小门。那扇门只有半人高，锁早就锈坏了，他用两根手指捏住锁头往上一提，锁就开了。他弯下腰从小门里钻了进来，站起身的时候顺手把湿透的头发往后撸了一把，然后对谢依兰说：“正门绕进来的人，就别嘲笑我了。”
谢依兰没理他，转身走向档案馆的侧门。
档案馆内部的空气带着一股旧纸和樟脑丸混合的味道，在雨夜的潮气里发酵了二十年，浓得几乎可以用舌头尝到。这种味道楼明之很熟悉——每一间存放旧档案的房间都是这个味道，像是所有被遗忘的真相在用最后残留的气味向你证明它们还存在。手电筒的光在走廊里切出一个晃动的白色圆柱，光束扫过一排排铁皮档案柜，柜门上的标签已经发黄卷边，字迹模糊得像被水泡过的报纸。
顾鹤年的遗物被存放在四楼最里面的柜子里，编号F-17。柜门上贴着一张封条，封条上的日期是三年前——退休移交的日期。封条完好无损，说明这三年里没人碰过。
楼明之撕开封条，拉开柜门。
柜子里是一个标准大小的档案箱，纸板材质，四个角都磨出了毛边，箱盖上用毛笔写着“顾鹤年个人物品·2019年移交”几个字。笔迹工整，一笔一划都不含糊。
谢依兰拿着手电筒从侧上方照着，光柱刚好把箱子里一半空间照亮，另一半还埋在阴影里。楼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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