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床沿上，把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很久。天光一点点亮起来，照进旅社那间狭小的屋里，照在她素着的脸上。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只缠着纱布的手。她忽然想，那些编辑轨迹，就像她手上这道伤。伤疤长在肉里，你贴一块纱布盖住它，它还在底下。你不揭掉纱布，不去管它，它就一直在那儿，提醒你，这里破过。
她昨天贴了一层“纱布”。今天，她得把纱布底下那块旧伤，也一起清掉。清掉的不是伤，是她一直不敢看、不敢认的那道疤。
她忽然觉得，这才是她要做的“删除”——从第一张开始，从最早那张把“柔光预设”当成模板、从此把自己修成那个样子的照片开始，一张一张，把编辑轨迹清干净，把借来的像素还回去。不是删掉照片，是删掉那层一直罩在她脸上的、别人和她一起画上去的画皮。
她低头，看着手机里那个“最近删除”的文件夹，手指停在上面。
她想起昨天那个修手机的男人说的话：“人这一辈子，能‘做自己’的日子，其实没几天。”
她想，她得把那些“不做自己”的日子，一天一天，还回去。
她起身，把那部手机充上电——旅社一楼柜台有插座，她昨天借过。她下楼，老太太正在柜台后头擦桌子，看见她，把插座让出来。她蹲下去，把充电线插上，看着屏幕一点一点亮起来。
“你这手机，昨儿不是充了一晚上了？咋还要充？”老太太问。
“嗯，”她说，“今天要用一整天。”
“做什么用？”
她想了想，说：“删东西。”
老太太没再问。她擦完桌子，又坐回柜台后头，打开电视，声音调小了些。她蹲在柜台边，等手机电又爬上去几格，才拔下来，揣进兜里。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朝老太太点了点头，往外走。
“哎，”老太太在她身后喊了一声，“那东西，删了还能找回来不？”
“能。”她站住，回头说，“三十天之内，都在。”
“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再删。”老太太说，“我这把年纪，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有些东西，当时觉得碍眼，一气之下删了，后来想找，找不回来了。”
她站在门口，听着那句话，没有立刻接话。她忽然想，她删的这些，不是“想找找不回来的东西”——是那些她再也不想找回来的东西。她欠那些日子一个交代，她要把它们送走，再也不要回来。
“我想清楚了。”她说，“我就是要它们，再也找不回来。”
她走出旅社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南城路的早点铺都开了，卖油条的、卖豆浆的、卖包子的，白汽在晨光里一团一团地往上飘。她走在那些人中间，闻着那些油烟味、面香味，听见锅铲刮过铁板的刺耳声，忽然觉得，这座城，今天跟昨天没什么两样。没有人为她停下来，没有人在意她要去做什么。可她心里清楚，从今天起，她要做的这件事，只跟她自己有关——她要把那个被图层叠了两年的自己，一层一层揭下来。
她没有去劳务市场，也没有去老周铺子。她拐了个弯，往修手机那家铺子走。
她要先弄清楚一件事：怎么才能把那些编辑轨迹，彻底删干净。
她在路上，又想起昨晚在平安里，那辆停在巷口外头、等人出来的白色面包车。
昨晚她在路灯底下删了一夜照片，那辆面包车就一直停在外头的马路边，车灯亮了又灭。她不知道里面坐着谁，可她知道，那是白鞋男人那边的人，来看她还在不在、在做什么的。她手里那张清单，第37项还空着，她没有查出来，也没有交出去。也许他们就是想知道，她到底会不会去查。也许他们就是等她忍不住，把那项“无法定位”的东西，自己送到他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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