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破木板压住稻草边角。棚子不大，只有两丈见方，四面没有墙，通风很好——治瘟疫最怕的就是空气不流通。棚下用土坯垒了十几个矮台，上面铺着干净的稻草，就是简易的病床。慧明自己掏钱让一个半大的孩子去镇上的药铺买了十几味常用药材——黄芩、黄连、连翘、板蓝根、金银花、藿香、佩兰、苍术、生甘草，每一样都分量不大，但都是对症的良药。

    又让几个村民搬来一口大铁锅，就架在水井旁边，用井水煮药。铁锅是村里公用的，平时过年杀猪才用，如今架在井台上，锅底舔着柴火，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着药汤，苦中带甘的药香从晒谷场向四面八方飘散，把那股酸腐的瘟疫气味压下去了大半。

    慧明自己几乎不睡。白天他在医棚里坐诊，一个一个地看病人，把脉、看舌苔、问病情、写药方，每一个病人都看得极其仔细，从不会因为病人衣衫褴褛、身上散发着恶臭而有丝毫不耐烦。他的手指瘦骨嶙峋，指节粗大，但放在病人手腕上时却极轻极稳，像是在触摸一件极珍贵的瓷器。他开的方子都不贵——贵药他也买不起——每一味药都反复斟酌，能用便宜的药代替就绝不用贵的，能用一味药解决问题就绝不开两味。

    晚上他守在灶边熬药，一锅药熬好了，倒在陶碗里，端到每一个病人的草铺前，看着他们喝下去才放心。有几个重病号喝不进去，他便用竹筷轻轻撬开病人的牙关，一勺一勺地灌，灌进去一勺就等一下，看病人没有呛出来再灌下一勺。

    夜半更深时，晒谷场上只剩下灶膛里忽明忽暗的火光和秋虫唧唧的鸣声，慧明便坐在井台边，就着一盏小油灯，把当天看过的病例一一记录下来，方子改了又改，剂量调了又调，直到天色微明，才靠着药箱合眼睡一小会儿。天一亮，他便又起来熬药，然后拄着竹杖去附近的山上采些本地能采到的草药，以补充镇上药铺供不上货的缺口。

    几天下来，他的眼眶深深地陷了下去，颧骨比来时更加突出，僧袍的袖口上沾满了药渍和炭灰，补丁上又磨出了新的破洞。但他的眼睛依然清亮如水，双手依然稳如磐石，把脉时指尖的力度依然精准如初。村民们看着这个老和尚一天比一天瘦，眼眶一天比一天深，却还是不肯歇一歇，都心疼得不行。

    有个老妪颤巍巍地端着一碗自家省下来的白米粥走进医棚，非要他喝下去，慧明接过粥碗，双手捧着，低头念了声佛号，把粥喝了。老妪又掏出一块碎银要塞给他，慧明轻轻推了回去，用那双清亮的眼睛看着老妪说：“贫僧行医不取分文。若能见你儿退热，便是贫僧最大的诊金。”

    医棚搭起来的第七天，来了一个孩子。

    孩子是被他父亲抱来的。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农人，皮肤黝黑，双手满是老茧，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短褐，脚上的草鞋断了一根带子，走路时啪嗒啪嗒地响。他抱在怀里的孩子只有四五岁，是个男孩，小名叫阿福。阿福已经病了好几天，起初只是发热咳嗽，他爹以为是普通风寒，熬了点姜汤灌下去，不见好，反倒越来越重。

    到第三四天，孩子开始浑身发烫，额头烧得能烙饼，嘴唇干得裂开了好几道血口子，意识也渐渐模糊了，叫他名字也不答应，只是偶尔从喉咙里发出一两声细弱的**，像是刚出生的小猫在找奶吃。

    农人抱着孩子冲进医棚时，已经急得说不出囫囵话了。他扑通一声跪在慧明面前，把阿福放在草铺上，拽着慧明的僧袍袖子不松手，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师父，救救他，救救他……他才四岁……我们家三代单传，就这么一根独苗，他娘就是因为这场瘟疫上个月刚走的，他就剩我一个爹了，要是他也——”话没说完，喉咙便哽住了，低头用袖子抹了把脸，泪水混着泥灰在脸上淌成一道黑一道白的印子。

    慧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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