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管事的把他叫了上去，扔给他一把拖把和一捆麻绳。“以后你负责洗甲板、收帆、帮厨。干好了，月底多给你加两毛。“

    张振勋接住拖把，二话不说就干了起来。甲板上积了一夜的露水，踩上去滑溜溜的，他光着脚，一拖把一拖把地擦过去，从船头擦到船尾。海上的太阳升起来之后，甲板被晒得滚烫，脚底板踩上去像踩在烙铁上，他咬着牙继续干，一刻不停。

    第三天，他见到了陈伯。

    陈伯是船上的老水手，六十来岁，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皮肤被海风吹得像老树皮，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沟壑。他个子不高，但腰板挺得笔直，一双眼睛又亮又深，像两口枯井，里头沉着几十年的风浪。张振勋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在船尾教一个年轻水手打绳结。那些绳结花样繁多——平结、八字结、双套结、渔人结——陈伯的手指枯瘦却灵巧，绳子在他手里像活的一样，一缠一绕，一个结就打好了。

    张振勋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走近了两步。陈伯抬眼扫了他一下，没说话，把手里打好结的绳子递给他：“试试。“

    张振勋接过绳子，照着刚才看的样子，笨手笨脚地绕了几圈。绳子在他手里像一条不听话的蛇，缠来缠去就是打不紧。陈伯看着，嘴角动了一下，枯瘦的手伸过来，捏住他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教他绕。

    “绕三圈，穿过去，拉紧。对，就是这样。“

    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力气却很大，捏着张振勋的手指头，像捏一只小鸡。可张振勋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说不出的热乎——从上船那天起，没人这样手把手地教过他什么。舅父给他的只有残羹剩饭，管事给他的只有吆喝，只有这个素不相识的老水手，肯握住他的手，告诉他绳结该怎么打。

    从那以后，张振勋一有空就去找陈伯。陈伯的话不多，但你问他什么，他都会答。渐渐地，张振勋知道了陈伯的故事——他是潮州饶平人，二十岁就下了南洋，在马六甲、槟城、巴达维亚都待过，做过苦力、当过厨子、跑过船、开过小店。在南洋漂了四十多年，攒了点钱，回老家盖了间房子，可老婆死了，儿子也死了，他又回了船上。

    “这海是我的家，“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船尾的缆桩上，望着远处灰蓝色的海平线，“岸上的人，我都不认得了。海里头的鱼，我倒都认得。“

    张振勋问他南洋是什么样的。陈伯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

    “在洋人的地盘，要记住三件事——听得懂他们的话，看得懂他们的规矩，别丢了咱们的骨头。“

    “什么叫'不丢骨头'？“张振勋问。

    陈伯看了他一眼，那双枯井似的眼睛里忽然泛出一丝波澜：“就是不管他们多有钱、多有势，你见了他们，腰杆子不能弯。洋人也是人，两条胳膊两条腿，不比咱们多什么。你弯了腰，他就踩你；你直着腰，他反倒敬你三分。“

    从那天起，陈伯开始教他话。先是马来话——“你好“是“Selamat pagi“，“谢谢“是“Terima kasih“，“多少钱“是“Berapa“。陈伯说一遍，张振勋跟着念一遍，念错了就再来。船舱里的同乡们看着他叽里咕噜地练那些奇怪的音节，有人笑话他，他不在乎。他把那些词一个一个地记在脑子里，像小时候在晒谷场上写《千字文》一样。

    然后是荷兰话。南洋很多地方是荷兰人的地盘，做买卖、通关节，不会几句荷兰话寸步难行。陈伯的荷兰话也不多，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十句，但足够用。“Goedemorgen“是早上好，“Dank u“是谢谢，“Hoeveel“是多少。张振勋把这些词用小炭条写在船板的反面，有空就拿出来念。船板被海水浸得潮乎乎的，字迹很快就洇花了，

    -->>(第2/6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