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走越偏，两旁的房屋从砖瓦变成了茅草，从茅草变成了没有。大片大片的绿色植物铺天盖地地蔓延开来，叶子肥厚、油亮，像一只只摊开的手掌。

    那就是橡胶树。张振勋后来才知道，这漫山遍野的树是从巴西移植来的，每一棵树的汁液流出来，凝固了，就成了洋人做车轮、做鞋底、做各种各样新奇物件的“橡胶“。而他们这些从中国被运来的人，就是替洋人割这种树的“工具“。

    橡胶园比张振勋想象的大得多。一眼望不到边的橡胶树林，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支沉默的军队。树林中间有一条土路，路尽头是一片低矮的木板棚屋，那就是“猪仔“们的住处。

    管事的把他们从牛车上赶下来，像赶一群羊。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巴拿马草帽的荷兰人站在棚屋前面的空地上，手里拿着一根马鞭，也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站成一排。那荷兰人很年轻，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金发碧眼，皮肤白得不像话。可他的眼神很冷，像冬天结了冰的湖面，一眼望过去，能冻到骨头里。

    一个戴瓜皮帽的华人翻译站在他旁边，朝他们喊：“彼得先生说了，每人每天割三百棵树，割不完不准吃饭。早上五点起来，晚上六点收工。谁想跑——“翻译指了指空地边上竖着的两根木桩，木桩之间挂着一副铁镣，“看见了？“

    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但没有人敢出声。

    张振勋站在人群里，攥紧了拳头。他的手掌上还裹着陈伯给的草药，经过这一路的折腾，药膏已经干裂了，手心一阵一阵地疼。可比起手心的疼，他胸口的那股闷气更让他难受——舅父欺负他，他认了，那是他没本事；可到了这南洋，什么都没干呢，先被人锁进园子里当牛马，还被迫签下了卖身契，他不服。

    当天下午他们就开始了。每人发了一把弯刀、一只铁皮桶，被带进了橡胶树林。一个早来了半年的老“猪仔“给他们示范怎么割胶——在树皮上斜切一刀，切出一个V字形的口子，乳白色的树汁就从切口流出来，沿着一个导流的小铁片滴进桶里。一棵树割一刀，三刀一桶，一天三百棵树，就是一百桶。

    张振勋弯着腰干了两个时辰，腰就酸得像要断掉。橡胶树的汁液粘在手上，又粘又腻，洗都洗不掉。他的手掌被弯刀柄磨出了新伤，旧伤加新伤，整只手血糊糊的。可他没停。他记得小时候在车轮坪村挑水浇田的日子，那时候肩膀磨出血泡也没停过。山里的孩子别的不行，吃苦是吃惯了的。

    晚上六点，铜钟敲了。所有人提着桶回到空地，翻译一个一个地数。数到张振勋的时候，他提着一百零二只桶——他在中间找了个空档，多割了七棵，又把其中五棵的树汁分给了隔壁那个实在割不完的老头。

    翻译数完了，朝管事的点了点头。那叫彼得的荷兰人站在棚屋门口，冷冷地扫了人群一眼，挥了挥手，转身进了屋。

    张振勋端着分到的一碗稀饭——说是稀饭，其实就是一把糙米煮了一大锅水——蹲在棚屋门口，慢慢地喝着。旁边的老头凑过来，低声说：“后生，你今天多割了？“

    “嗯。“

    “别出这个头。“老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你多割了，明天他们就要加量。加到你割不动为止。这儿的规矩不是能者多劳，是把你榨干。“

    张振勋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老头，老头的脸在暮色里黄得像一张旧纸，两只眼睛凹在眼眶里，却没有光。那眼神跟他在红头船底舱里见过的那些人一模一样——空洞，麻木，像是已经把什么东西都丢掉了。

    张振勋低头喝了一口稀饭，没有说话。

    夜里的橡胶园安静得吓人。没有鸡叫，没有狗吠，只有青蛙在远处的水塘里鼓噪，此起彼伏，像在开一场永远不散的会。棚屋里挤了二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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