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每人只有一块窄窄的木板，翻个身都会碰到旁边的人。有人在打鼾，有人在翻身，有人在低声地哭。

    张振勋躺在木板上，睁着眼睛望着屋顶。屋顶是茅草铺的，缝隙里能看见天上几颗星星。那星星跟海上看见的一样，又大又亮，冷得发蓝。他想起了车轮坪村的星空，想起母亲在灶间给他熬的红薯粥，想起陈珏站在村口榕树底下对他说“我等你“。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铜钱还温热着。他把铜钱攥在手里，闭上眼睛。

    我不能死在这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答应了要回去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钝刀子割肉。

    橡胶园里的规矩越来越多。不准说话，不准蹲着歇脚，不准在树下躲雨。每天早晨五点铜钟敲响之前，所有人都得站在空地上点名，谁迟到了，当天的饭就扣一半。张振勋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小，人一天比一天瘦，颧骨从脸上突了出来，下巴也尖了。可他那一双眼睛反而越来越亮，像两粒烧红的炭。

    他在观察。他观察棚屋四周的地形，观察守卫换班的时间，观察哪段篱笆最矮、哪段路的草丛最深。他把这些细节一点一点地记在脑子里，像小时候在晒谷场上写字一样，一笔一画，清清楚楚。

    园子里不是没有人跑过。张振勋来的第二周，就有三个年轻人趁夜跑进了橡胶林。第二天天亮，守卫牵着狗追了出去，下午的时候，三个人被拖了回来，浑身是伤，腿都被打折了。彼得站在空地中间，一句话没说，只是用马鞭挨个指了指那三人。守卫把他们拖到那两根木桩前面，用铁镣锁住了脚踝，就那么晾在太阳底下晒了整整两天。

    第三天，那三个人被抬走的时候，人事不省。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跑过。

    但张振勋在等。他等一个机会。

    那机会在第二个月里来了。那晚下了暴雨——南洋的暴雨跟大埔的山洪不一样，大埔的雨是泼下来的，南洋的雨是倒下来的，天上像被人捅了个窟窿，整条天河的水全浇了下来。风刮得棚屋的顶都快掀了，雨打在茅草上噼里啪啦响，什么也听不见。

    张振勋在黑暗中坐起来。

    他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个叫黄阿福的少年——在橡胶园，两个人一直挨在一起睡。张振勋在阿福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三下，那是他们约定好的暗号。

    阿福坐了起来。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张振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园子里悄悄地拢了七个人——都是同船的，都是年轻人，都是还想着跑的人。

    “今晚，“张振勋贴着他们的耳朵一个一个地说，“雨最大的时候。从西边的篱笆翻出去，钻进橡胶林，往南跑。南边有条河，过了河就没人追得上了。“

    七个人在黑暗中点了点头。没有人多问一个字。

    雨最大的时候是后半夜。风在棚屋外面咆哮，雨点打在屋顶上像有一万个人同时在敲鼓。张振勋趴在门口听了片刻，然后一挥手，七个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棚屋里溜了出去，贴着墙根的阴影，朝西边的篱笆摸过去。

    雨太大了，视线几乎为零。他们在雨幕中摸索着前进，每一步都踩在泥里，扑哧扑哧地响。好在雨声盖住了一切，连狗叫都听不见了。他们摸到了西边的篱笆——那里有一段矮墙，上面爬满了藤蔓，是张振勋提前看好的。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翻了过去。张振勋是最后一个。他双手撑住篱笆的顶端，身子往上一纵，两条腿刚要翻过去——

    他听见了一声尖叫。

    那声音不大，从篱笆另一边的一间小木屋里传出来。那是荷兰人彼得住的房子，他和他五岁的儿子住在里面。

    张振勋的脚已经搭上了篱笆顶，只要一翻身他就出去了。可那声尖叫在他耳朵里钉住了，钉得他动弹不得。那是个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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