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着半生不熟的马来话跟客人打招呼，嘴角便不自觉地往上弯一弯。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米店仓库的保管员跑来找温老板，说仓底有一批从暹罗进的大米长了霉点。那是两个月前进的货，当时验过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就霉了。温老板去看了看，皱了皱眉——那批米少说有两百担，要是全坏了，损失不小。

    张振勋也跟去了。他蹲下来抓了一把米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看了看仓库的墙角，站起来说：“掌柜的，是墙角那边渗水了。这季雨水大，墙根返潮，米又堆得密，闷着就发了霉。只要把发霉的挑出来晒一晒，剩下的还能用。“

    他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进了仓库，把那两百担米一袋一袋地搬出来，把霉变的分开，好的摊在院子里晾。干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两百担米救回来了一百八十多担。霉变的那二十担，他单独收好。

    又问清楚了是墙根渗水的问题，第二天就找了瓦匠来修墙。

    温老板第二天清早起来，推开后门看见院子里铺了一片白花花的大米在晾晒，又看见张振勋靠在墙根底下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把没筛完的米。

    温老板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把张振勋叫醒了。

    “往后你别干伙计的活了。你到账房里来。我教你记账。“

    账房在店堂后面，一张八仙桌、一把椅子、两面墙的货架。货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账簿，从温老板祖父那辈开始，近百年的账目都在这里。

    温老板教他的第一件事是看账本。那些账簿全是手写的，蝇头小楷，一笔一画规规矩矩。温老板翻开一本，指着上面的条目给他看：哪天进的什么货、多少担、单价几何、从谁手里进的、船运还是陆运、沿途的关税是多少——所有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做生意，最关键的就是记账。“温老板坐在对面的凳子上，手指点着纸面，“账目不清，就像人走路没有眼睛。你赚了赔了，心里没数，早晚要栽跟头。“

    张振勋把这句话记在心上。他跟着温老板学记账，学算盘，学票据往来，学分寸厘毫之间怎么腾挪。温老板教得仔细，他学得更仔细。每晚回到小厢房，他还要把白天的功课重新誊一遍，用炭条在包货纸上写写算算，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他还在学话。米店的客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说闽南话的、有说潮州话的、有说马来话的、有说荷兰话的。张振勋逮着机会就跟人搭话，一两句也好，三五个词也行。他把陈伯在船上教的那些底子捡起来，又添了许多新的。

    有一天，他在街口的旧书摊上翻到了一本书。书很旧了，封面都快掉了，里头是荷兰文和中文对照的词汇表，每一页左边是荷语词，右边是汉字注音和释义。书名叫《荷华词典》，出版年份已经看不清了，书页泛着均匀的茶色，边角被翻得毛了边。

    摊主要了五个铜板。张振勋摸遍了全身的口袋，摸出四个铜板来。他跟摊主商量了半天，最后把那件靛蓝褂子脱下来押给了摊主，说明天拿了钱来赎。

    那天夜里，他坐在油灯底下，把词典从头翻到尾。有些词他在陈伯那里听过，像“Selamat pagi“、“Terima kasih“；有些词他完全陌生。他把那些生词一个一个地抄在包货纸上，拿炭条在旁边注上客家话的谐音。抄着抄着，天就亮了。

    就这样，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夜色里，像一棵移栽到热带土壤里的树，把根须悄悄地、拼命地往深处扎。

    他的世界里渐渐出现了两条线。

    一条是向上的——账目、票据、信贷、仓储、税收、海贸。他学会了怎么看汇率的涨落，怎么在淡水河里用木船把米从码头运到店门口能省一半力，怎么跟荷兰人的税务官打交道，怎么在账面上把损耗控制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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