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老板越来越放心地把事情交给他做，有时候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看着张振勋里里外外地张罗，眼神里的赞许一天比一天浓。
另一条是向下的——或者说是沉的，沉的让他心里发紧。米店的隔壁是一家鸦片烟馆。那烟馆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脏兮兮的蓝布帘子，里头永远烟雾腾腾的，透着一股焦甜腻的气味。
张振勋每天进出米店都要从那门前经过，有时候帘子掀开一角，他能看见里头的情形——一些华人同胞躺在竹榻上，瘦得皮包骨头，眼神涣散，嘴角挂着涎水，手里攥着烟枪，像一群被抽走了魂魄的行尸走肉。
有一天傍晚，他看见一个年轻人从烟馆里出来，那人看着不过二十来岁，可走路的时候两条腿软得像面条，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整个人摔在了街面上。张振勋上去扶他，那年轻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凹在眼眶里，浑浊得没有一丝光。他认出这张脸了，两个月前还是一条精壮汉子，在码头扛包的，跟他一起等过工。
“你……“张振勋张了张嘴。
那年轻人看了他一眼，忽然像被什么烫到了一样，挣开他的手，连滚带爬地消失在暮色里。
张振勋站在烟馆门口，看着那块脏兮兮的蓝布帘子，攥紧了拳头。温老板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离那地方远点。“温老板的声音不大，但很沉，“那烟抽的不是快活，是命。“
张振勋转过身来，看着温老板。老掌柜在暮色里站得笔直，铜框眼镜片上反射着最后一缕天光，冷冷的，像两块薄冰。
“我知道。“张振勋说。
他把那晚记下来的烟馆门口的见闻，连同那些躺在竹榻上的面孔，一起收进了心里一个僻静的角落。那个角落很深，很深，像一口井。
井底有火。
温老板的大女儿叫温惠兰，二女儿叫温惠莲。
张振勋在店里干到第二年的时候，跟温家两姐妹熟了。温惠兰比张振勋大三岁，性子沉稳，帮着管账房里的杂务；温惠莲比他小一岁，活泼爱笑，常在后院里种些花花草草。姐妹俩的母亲早逝，温老板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家里没有男丁，店里的挑子迟早要交出去。
张振勋来了之后，温老板渐渐地把他当半个儿子看。吃饭的时候让他上桌，出门谈生意的时候带着他，过年过节给他做新衣裳。张振勋心里清楚，这恩情，他这辈子都欠着。
同治二年，1863年的秋天，温老板把两个女儿叫到了堂屋里，又让人把张振勋也叫了进来。温老板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端着茶盏，喝了半盏茶，才开了口。
“阿勋，你来店里三年了。“
“三年零四个月。“张振勋说。
温老板点了点头：“三年多，你把店里的活都学会了，账目你管得比我还清楚。我老了，两个女儿也没个兄弟帮衬。“他把茶盏放下，看着张振勋，目光沉沉，“我想把秀兰和秀莲都许配给你。“
张振勋愣住了。他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头微微蜷了一下。
“掌柜的，我……“他喉头动了动，“我家里有结发妻子。“
堂屋里安静了片刻。温惠兰坐在父亲旁边的杌子上，低头捻着衣角；温惠莲站在门边，两只手绞在背后，眼睛看着地面。温老板看着张振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我知道。你刚来的时候我就打听过了。大埔的，家里有妻子，你出来四年了，没给家里写过信，也不知道她还在不在。“
张振勋的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确实没写过信——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他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不知道陈珏还在不在等他，不知道爹娘身子可好。他怕一写信，就知道些什么他承受不住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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