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三百担，比城里高出两成的价收，再在城里按市价往外卖，中间至少有四成的利差。更何况，有了这三百担，他在被征用之后手里还有牌。
“按现在城里市价的七成五收，“他说，“市价每天在涨，今天是七成五，明天可能是七成。你们越早卖，越划算。“
老者又看了他一会儿，慢慢地点了点头。
“成交。“
张振勋从马背上拿下一只布袋子，里面是他带来的现钱——银元、铜钱，还有几小块碎银子。他当着老者的面过数，一五一十，清清楚楚。老者看着那些银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枯瘦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意。
临走的时候，老者送他到村口，忽然说了一句：“后生，你跟我们以前见过的汉人不一样。别人来买粮，恨不得把价压到土里去。你给得痛快，算得也清楚。往后有生意，还可以来。“
张振勋翻身上马，朝老者拱了拱手。
随后，米店的伙计拉了马队过来装米。张振勋看着马队背上沉甸甸的麻袋，三百担稻谷换来的，不只是粮食，还有一条今后可以走的路。
他花了三天时间，把六个村子跑了个遍。有的村子存粮多些，有的少些，加起来一共收了一千二百多担——够他应付官府的征用，还有富余。
三天后的上午，范德赫姆的人来了。张振勋把二百八十担大米一袋一袋地搬上马车，当着来人的面清点得一清二楚，还让账房先生写了一式两份的收据，上面注明了“征用大米二百八十担，待战后按战时市价结算“。范德赫姆的人看了收据，确认无误，签了字，把其中一份留给了张振勋。
张振勋把那张盖了章、签了字的收据收进账房的铁皮箱里，锁好。然后他从后院搬出那批新收的稻谷，让伙计们连夜舂米、装袋，第二天一早摆上了店堂。
那天下午，“温记粮行新到白米，价平量足“的消息就在华人区传开了。街坊邻居们纷纷提着布袋来买，队伍从店门口一直排到了街尾。张振勋站在柜台后面，亲自给人称米，过秤的时候手稳得很，一分一厘都不少给人。
有人在排队的时候议论：“温记的米怎么比别家便宜？别家都涨了四成了，他家只涨了两成。“
“听说是他自己去乡下收的粮，绕开了官家的路子。“
“这人厉害啊，有路子。“
张振勋听见了，没接话，只是低头继续称米。称完了，把米袋递给买米的大嫂，又朝后面喊了一声：“下一位。“
他动作麻利，脸上挂着笑，嘴里还时不时地跟客人唠两句——闽南话、潮州话、马来话，见了什么人说什么话。排队的客人们被他招呼得服服帖帖的，原本因为米价上涨而焦躁的心情，也在他三言两语之间平复了不少。
那天晚上关门盘点，米卖出去了一百多担。伙计们累得瘫在椅子上，张振勋却精神得很，趴在账桌上算账算了半天。算完了，他把账本合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赚的不算多，但稳。而且，他今天卖出去的那些米，不光是生意，更是在巴达维亚的华人圈子里扎下了一根无形的根。那些提着米袋回家的街坊邻居，以后买米的时候，会先想到温记。
张振勋的“绕开官方、直连村落“的收粮办法，很快就被别的米商学了去。可他们学是学了，做起来却没有张振勋做得好——有的是语言不通，跟土著头人谈不拢价；有的是性子急，一进村就摆出城里人的架子，惹得人家不乐意；有的是贪心，压价压得太狠，人家不卖了。
张振勋不一样。他在那些村落里每回都带点小礼物——盐、肥皂、针线、布头，不值几个钱，但村里的妇人们喜欢。他进村之前先打听头人喜欢什么、忌讳什么，该蹲着的时候绝不站着，该等的时候绝不等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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