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迟疑——每一步之间有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停顿，像在给自己鼓劲，又像在确认脚下的台阶是否坚实。左秉隆是个做了二十年外放官的读书人，早年跟着曾文正公办过营务，见过的人多了去了。单凭这脚步声，他就知道上来的人“心里有事“。
门开了。
进来的男人比左秉隆想象中年轻。头发已经有些灰白，可腰背挺得笔直，那套黑色燕尾服裁得极合身，衬得他肩宽背阔，不像个唯唯诺诺的商人。但他一进门就垂下眼，不看左秉隆的脸，只看着自己脚下那块地砖——然后，他忽然跪了下去。
动作很慢，慢得几乎有些笨拙。膝盖先弯，手撑在地上，额头再低下去。那套洋装的燕尾在他身后像一片黑色的潮水般铺展开来，浆白的硬领戳着他的下巴，可他似乎全然不在意，只是把额头稳稳地抵在微凉的地砖上。
“草民张弼士，叩见大人。“
他的粤语带着浓重的潮汕尾音，像一块被海风吹了三十年的石头，棱角磨圆了，可质地还在。那声音在安静的茶室里回荡了一下，落进窗外新加坡港的汽笛声里，像一滴水融进了咸的海。
左秉隆没有立刻叫他起来。他端详着地上跪着的那个人——洋装、燕尾、硬领，这一身打扮放在此地的英国商会里毫无破绽，可此刻跪在大清的领事面前，显得说不出的奇怪。那套衣裳和这个动作之间有一道深深的裂缝，裂缝里填着二十多年的漂泊、数不清的码头和账本、无数个在异国辗转难眠的夜。
左秉隆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他在南洋待了五年，见过太多这样的“裂缝“了——穿西装却留着辫子的，讲一口流利英语却在初一十五烧香的，跟荷兰人英国人喝了一辈子酒、临了却要在遗嘱上写“归葬潮州“的。这片土地上的华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道缝，风吹过来，从缝里漏出去的都是回不去的故乡。
“张君不必如此大礼！快快请起！“他官话说得标准的粤语，“我虽是朝廷命官，可在南洋这地方，咱们都是客居异乡的中国人。起来说话，起来说话。“
张振勋被他扶了起来。两个人站定，互相打量着对方。左秉隆比张振勋矮半个头，瘦瘦的，可目光很亮，像两盏清油灯。他穿着一身干净的便服，身上没有半点官架子，可周身上下有一股说不出的气度——是读书人的气度，跟张振勋见过的那些荷兰官员、英国商人、土著头人都不一样。
“张君请坐。“左秉隆把张振勋让到客座上，亲手给他斟了一盏茶，“我听说张君是广东大埔人？“
“是。潮州府大埔县车轮坪村。“
“好地方。那一片出人才——“左秉隆笑着摇了摇头，“我是广东广州府人，在南洋这五年来，见的广东、福建同乡多了，我们南方人就有一股子闯劲。“
张振勋接过茶盏，低头闻了闻茶香——是上好的铁观音。他喝了一口，把茶盏放在手心里暖着，等着左秉隆开口。他做生意做了二十多年，知道跟什么人说什么话。跟荷兰人谈利益，跟土著谈情面，跟左秉隆这样的人——他知道该谈什么。
左秉隆果然没有兜圈子。他靠在椅背上，端着自己的茶盏，慢悠悠地说：“张君，你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请大人明示。“
“朝廷现在在办洋务，你知道吗？“
“知道一些。“张振勋说，“听说李鸿章李大人在天津办机器局，左宗棠左大人在西北办织造局，还有……创办船政学堂，派遣幼童留美。我在南洋这边，也托人买过几份《申报》，上面登过这些事。“
“你倒是消息灵通。“左秉隆点了一下头，把茶盏放到桌上，身子微微前倾了一些，“那你也该知道，朝廷办洋务，最缺的是什么？“
张振勋没有答。他心里有一个答案，但他想让左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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