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八月。

    这年秋天来得特别早，八月底巴达维亚的风里就带了凉意。消息传到巴达维亚的那天，张振勋正在账房里核对上半年的收支。黄阿福几乎是撞开门进来的，手里捏着一卷新到的《申报》，脸色发白，纸卷还在发抖——“掌柜的，出事了！法国人打过来了！“

    张振勋接过报纸，展开。头版上印着一行粗黑的大字：“法国侵越，清廷宣战。“

    他把那行字看了两遍，然后放下报纸，坐回到椅子上。窗外的风忽然大了起来，把窗棂吹得嘎吱作响，像是在为某个遥远的地方正在发生的动荡而震颤。

    中法战争。法国人想要越南，可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法国人打越南，就等于是打了中国的脸。朝廷忍了又忍，从李鸿章到张之洞，从军机处到六部，争了几个月，终于还是宣了战。

    张振勋把那一期的《申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战事的消息断断续续的——法国舰队在越南沿海活动，清军正在往广西和云南调兵，福建水师严阵以待，台湾那边也紧张起来。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种模糊的不安，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

    他在那张报纸前面坐了很久，最后站起来，走到窗前。巴达维亚的街面上还是跟往常一样热闹，人声、车声、叫卖声混成一片。可他知道，在这片热闹底下，南洋的华人圈子里正在涌动着同一种情绪。那些从广东、福建来的劳工，那些做小生意的商贩，那些在种植园里干活的华工，他们也许看不懂报纸上的那些官话文章，可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洋人又打到家门口了。

    张振勋把报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他提笔给槟城的张煜南、新加坡的谢荣光、怡保的胡子春各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都一样：“中法战起，南洋华人不能坐视。请各位来巴达维亚一聚，商议募捐之事。“

    他把信交给黄阿福，让他连夜送出去。然后他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灰沉沉的海面，把身上那件绸衫的扣子一颗一颗地扣好，扣到了最顶上那一颗。

    三天后，槟城传来消息。又五天后，新加坡传来消息。再半个月，荷属东印度各埠的华人商会在同一个月内先后发出了募捐号召——“救国保乡，义不容辞“。 那些平日里为了三五分利争得面红耳赤的商人，这一回出奇地齐整，你一千我两千，有的整个商号上下捐了半年的盈余。码头上扛包的苦力，自己饭都吃不饱，愣是把兜里最后一枚铜板投进了募捐箱。

    一个老侨领站在募捐台前，拄着拐杖说了句让满场人落泪的话：“咱们漂在南洋，是没根的浮萍。可老家要是没了，浮萍连漂的地方都没了。“

    十天后，巴达维亚。

    裕和行后院的祠堂被临时布置成了一间议事的厅堂。正中的供桌上撤去了香炉，摆上了一张南洋群岛的舆图，图上用红笔标出了中越边境和沿海几个关键的位置。张煜南、谢荣光、胡子春都到了，另还有七八位从苏门答腊和马来亚赶来的华商，坐了满满一屋子。

    张振勋站在舆图前面，等众人坐定了，开口说：“诸位，今天请你们来，不是为我张振勋，是为我们的朝廷，为我们在南洋的几十万的华人。法国人打越南，打的是大清的门槛。咱们在南洋做生意、过日子，靠的是大清的招牌——招牌倒了，咱们在南洋就站不稳。“

    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南洋的华商再有钱、再有势，在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眼里，终究是“大清子民“。大清弱了，他们在南洋的腰杆就直不起来。

    “我带头，“张振勋说，“捐十万两。“

    十万两。这个数目报出来的时候，在座的人都吸了一口气。十万两白银，相当于裕和行两年的净利，够在巴达维亚买下整整一条街的铺面了。可张振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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