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我给诸位交个底。“他说，“我张振勋的钱是南洋的水土养的，可南洋的水土养出来的这条命，是大清给的。朝廷现在要用人、要用钱，我们南洋的华人再不站出来，将来让人家说我们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了。“

    张煜南第一个站起来：“我捐五万。“谢荣光紧接着：“我三万。“胡子春把烟袋在桌沿上磕了磕：“我出四万，另外再加一千担粮食。“

    那一个下午，南洋华侨捐出来的银两总数超过了五十万。张振勋让账房先生当场造册登记，每一笔捐款都写得清清楚楚，一式三份，一份留在南洋商会备案，一份托人送回国内转交户部，另一份他自己收着，锁进了铁皮箱里。

    募捐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南洋各地的华商纷纷响应。槟城、新加坡、曼谷、西贡——各地的商会都动了起来，钱的、粮的、药品的、布匹的，一船一船地往国内运。那些平时在码头上扛包的劳工也掏了腰包，有捐几块银元的，有捐几匹土布的，还有人挑着担子到募捐点来，放下两袋自家种的大米，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了。

    张振勋每天在募捐处从早坐到晚，登记、核数、安排船运，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有一次朱月芝给他送饭来，看见他伏在桌上对着一摞单子，后脖颈上全是汗，衣裳的后背都湿透了。她把饭盒放在桌角，没有催他，只是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替他整理那些散乱的文件，一张一张地摞好、夹进卷宗里，用炭条标上编号。

    他抬头看了她一眼，想说句什么，可嗓子哑得发不出声。她朝他摆了摆手，意思是“你忙你的“。他低下头，继续写他的信。

    募捐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到最后，南洋华人总共捐出了将近两百万两白银，以及大量粮食物资。这些钱和物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广西和云南的前线，一部分入了户部国库，一部分由各地督抚直接支配。

    可这一切，并没有换来一场胜利。

    基隆港被炮击，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十二艘战舰沉在闽江口的海水里，上千名水兵连尸体都找不全。消息传到南洋的时候，槟城的华人商会炸了锅，有人当场把茶碗摔了，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拍着桌子喊“打回去“。

    可又能怎么“打回去“呢？隔着三千里的海，他们能做的只有汇银子、寄物资、写信回去问“老家还好吗“。张振勋组织南洋华人募捐委员会，前前后后汇回国内的款项超过两百万两白银，棉被、药品、军服装了十几船，从新加坡港发往福州和广州。码头上日夜不停，扛包的苦力轮班倒，船一靠岸就装货，装满就走，船帆鼓满了风往北去，像一群衔着救命草的鸟。

    张振勋自己后来又捐了两笔，一笔三万，一笔五万。他没有记账，没有让任何人登报，只是在“赎罪金“那本簿子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中法军资，十八万两。望能换来几个平安的村子。“

    可他心里知道，平安不是银子能换来的。银子能买炮弹，买不来不挨打。

    1885年三月，冯子材在镇南关打了大胜仗，法军溃退。消息传来那天，整个巴达维亚华人区的鞭炮铺子被买空了，满街都是红色的纸屑和硝烟味，孩子们在巷子里疯跑，大人们站在门口笑着抹眼泪。张振勋那天破例喝了半瓶威士忌，喝得有些上头，拍着桌子对黄阿福和老汤说：“看见了没有！中国人能打！谁再说中国人不行，我跟他急！“

    可高兴了不到两个月。

    五月，《中法新约》在天津签订。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开放云南、广西口岸，法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通商、投资建厂。镇南关打了胜仗，可谈判桌上输得比战场上还惨。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条约上签了字，那些南洋华人捐的银子、寄的物资、流的眼泪，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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