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的春节，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宅子里过了一个格外安静的除夕。

    孩子们在院子里放炮仗，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朱月芝抱着元郎在廊下看烟火，小元郎差不多四岁了，高兴的指着天上喊“花！好大的花呀！“温惠兰和温惠莲姐妹在厨房里忙活，客家酿豆腐的香气混着闽南年糕的甜味，从灶间一路飘到正厅。

    张振勋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前摆着一壶茶、一封刚写好的信。信的抬头是“左秉隆兄“，正文他只写了几句：

    “秉隆兄：

    中法一役，弟虽痛心，却不曾灰心。兄所言'病根太深，需有人从外面往里挖'，弟反复思之，深以为然。

    弟如今尚不能归，南洋产业千头万绪，尚有未了之事。然弟已在为归国做准备。有一事弟想了很久，今日终于决心一试——弟欲在中国北方择一良地，试种葡萄，酿中国自己的葡萄酒。

    法国人能把酒卖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也能酿出比他们更好的酒。

    此愿或需十年、二十年方能成就，但弟愿从今日始。

    兄且静候佳音。

    ——弟 张振勋 顿首“

    他把信折好，封上，贴上邮票。然后他端着那壶茶走到院子里，站在廊下，看着孩子们在烟火里跑来跑去。

    元郎看见他出来了，摇摇晃晃地跑过来抱他的腿，嘴里喊着“阿爸阿爸“。张振勋弯腰把他抱起来，举过头顶，让他看得更高一些。满天都是烟花，红的、绿的、金黄的，在巴达维亚的夜空里炸开来，又散落成千万颗碎星。

    “元郎，“他轻声对怀里的儿子说，“你长大了，阿爸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冬天会下雪，夏天有知了叫，有漫山遍野的葡萄藤。你喜不喜欢？“

    元郎听不懂，只是拍着手笑，眼睛映着天上的烟火，亮晶晶的。

    张振勋抱着他，在廊下站了很久，直到最后一朵烟花熄灭，夜色重新沉下来。院外的炮仗声渐渐稀疏了，远处传来寺庙守岁的钟声，一下一下，浑厚悠长。

    他把元郎交给朱月芝，自己回到书房，把那本英文的葡萄种植手册又翻开来，在扉页空白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光绪十二年除夕。记：有一天，要让中国人喝上自己的好酒。“

    写完他把书合上，放回铁皮箱里。箱子里已经攒了十几本关于葡萄酒的书、几十封跟各地种植园主的通信、一大堆他亲手抄录的数据和心得。这些东西现在还只是一堆纸，可他知道，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片园子，变成藤蔓上的果实，变成瓶子里的液体——变成某种能让中国人抬着头喝下去的东西。

    他关上箱盖，和那张“器识恢宏“的宣纸、还有左秉隆的回信，一起收着。锁好，把钥匙放进内袋里，贴着那枚字迹模糊的雍正通宝，然后熄了灯，走进院子里那片尚且安静、可即将迎来又一个黎明的夜色中去。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秋。巴达维亚。

    张振勋四十九岁了。

    鬓角的白发已经从两鬓蔓延到头顶，像冬日里第一场薄霜落满了山坡。可他的腰背依然挺直，走路依然带风，眼睛里的光比二十年前更沉了，沉得像一口深井，井底有火，只是一般人看不见。

    这年秋天，他收到了一封请柬，洒金硬纸，法国领事馆的火漆封缄，用纯正的法语写着他的名字。日子定在七月十四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庆日前夜。请柬措辞客气，说“恭请张先生光临“，列在贵宾名单的第一位。

    老汤把请柬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眉头拧着：“掌柜的，法国人的国庆，请咱们华人去做什么？往年可没这规矩。“

    张振勋把请柬接过来，看了一遍，放在桌上。“去年我在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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