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到了新地方，头几年会想家——长不好，不长个子，不长果子，就傻愣愣地扎根。可你把根给它扎稳了，给它时间，它就会变成那个地方的葡萄。结出来的果子，跟老家不一样了，有新的味道。这味道就是'新的家'的味道。“
张振勋站在那里，冷风吹着他的脸，可心里有一团热的东西在往上涌。他把施密特的话一字不落地记进了本子里，在旁边加了四个字的批注——“藤犹如此，人何以堪。“
离别那天，施密特从自己的育苗棚里挖了二十株雷司令的幼藤，用湿布裹了根，塞进一个木箱里，递到张振勋手上。又特意送了他一本德语版的《葡萄种植学》，扉页上用钢笔写了一行字：“献给张振勋先生——用葡萄写下你对祖国的誓言。“
张振勋抱着那个木箱，郑重地鞠了一躬。他从来不轻易鞠躬的，在南洋三十年，只对父母和恩人弯过腰。可今天他弯下去了，对着一个蹲在葡萄园里剪了二十年枝的德国农夫，弯得心甘情愿。
后来，张振勋在维也纳葡萄酒学院待了十天，听了十几场讲座。学校教务主任还给他安排了一堂特别的课程，主讲的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酿酒师，名字叫约瑟夫·迈尔。
迈尔先生个子很矮，腰背佝偻，戴着厚厚的圆框眼镜，可讲起课来思路清晰得像一把刚磨过的刀。他讲的是“新旧世界葡萄酒风格对比“——那是欧洲酒学界正在兴起的新话题。讲完了之后他问台下：“在座有哪位来自亚洲的吗？“
张振勋举了手。
迈尔先生从眼镜上方看着他，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东方人做葡萄酒，我在想，会比欧洲人多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张振勋问。
“耐心。“老先生慢吞吞地说，“欧洲人的耐心是被葡萄藤磨出来的。可你们东方人的耐心是天生的——你们喝了几千年的茶，一片叶子泡三遍都要品出不同来。葡萄酒也是活的，它跟你说话的方式很慢，你得有听它说话的耳朵。欧洲人花了三百年才长出这双耳朵。你如果要在中国做，那就从今天开始练。“
课后，迈尔先生请张振勋来到了办公室。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封信，递过来。“这是我在维也纳教过的一个学生，叫约瑟夫·巴保——他的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广东人。他懂汉语，懂德语，懂种葡萄，更懂酿酒。他告诉我他想到东方去，找一个能种好葡萄的地方。如果你要找酿酒师，这个人，我推荐给你。“
张振勋接过信，看到上面用清秀的德文写着约瑟夫·巴保的联系地址。他把信折好，放进胸口的暗袋里。这次旅程除了皮埃尔的手稿、施密特送的书和葡萄幼藤——如今又多了一封推荐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像一块越来越厚的垫脚石。
春末的时候，张振勋又回到了意大利，托斯卡纳。
这里的葡萄园跟波尔多和莱茵高都不一样。山坡更陡，石头更多，橄榄树和柏树夹杂在葡萄园之间，像一幅被精心布局过的画。他在基安蒂产区住了半个月，主要学的是橡木桶。
托斯卡纳人做橡木桶有一套特殊的工艺——木料选的是当地山上生长的斯拉沃尼亚橡木，纹理直，透气性好，烘烤的时候火候分三档：轻烤、中烤、重烤。不同的烘烤程度会给酒带来不同的风味——轻烤给的是细腻的香草味，中烤带了椰子和焦糖的香气，重烤则有浓烈的烟熏和咖啡味。张振勋蹲在制桶工坊里，看着工匠们用长条的木片拼成桶形，然后用铁箍箍紧，再用明火烘烤内壁——那场面又热又吵，木屑飞扬，火舌舔着橡木的内壁，把木头的油脂烤得滋滋作响，满屋子都是焦甜的香气。
他在那个工坊里待了整整一周，学会了分辨三种烘烤程度的差别，学会了用指甲掐木料来判断含水量，学会了用手敲桶壁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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