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底下画了一棵葡萄藤，藤上挂着一串饱满的果实。旁边写了一行小字：“手比机器——种葡萄，用机器快，用手才懂。“
1891年春天，张振勋在维也纳遇到了他后来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约瑟夫·冯·施密特。
二月里的多瑙河两岸还覆着薄薄的霜，山坡上的雷司令葡萄园像一层层灰色的阶梯从河边一直铺到山顶。这里比波尔多更冷，风从河谷灌进来，刮在脸上生疼。张振勋裹着大衣站在山坡上，看着那些在寒风中微微摇晃的葡萄枝，想起当年白韦利先生的话——“冬天要够冷，葡萄藤才能好好休息。“
施密特是维也纳附近一个小酒庄的园艺师，四十出头，瘦高个，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沾满泥土的皮质围裙。他蹲在葡萄园里剪枝，剪得又快又准，每一刀都卡在节眼上，下手利落得像在给一件艺术品做最后的修整。
张振勋在旁边看了很久，忍不住走过去说了句德语——他在南洋跟德国商人打过多年交道，日常会话勉强能应付——“先生，您剪得真好。能教教我怎么看该剪哪一枝吗？“
施密特抬起头来，看了张振勋一眼。那是一张被日头晒得黑红的脸，鼻子被冻得发红，眼睛是淡蓝色的，像两片融进雪水里的天。他拍了拍手上的泥，站起来，从围裙兜里掏出一块布擦了擦手，然后用带着浓重巴伐利亚口音的德语问：“你是中国人？来学种葡萄？“
“是。“
那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忽然咧嘴笑了。那笑容把他的脸皱成一团，皱纹像葡萄藤一样从眼角蔓延开来。“我叫施密特。也可以叫我约瑟夫。我在这片山坡上种了二十年的雷司令。你想学什么，我教你。“
接下来的六天，张振勋每天清晨都跟着施密特上山。施密特教他看枝条的年龄——一年生的、两年生的、三年生的，颜色不同、节间距离不同，该留哪根、该剪哪根，每一刀都有它的道理。他教他摸土壤的温度——“太冷的时候不能剪，伤口愈合不了；太阳出来晒了两个钟头之后再下手，剪口收得快。
“他教他分辨霜霉病和白粉病的早期征兆——“叶背有灰毛就是霜霉，叶面有白斑就是白粉，看见了要立刻喷硫磺粉，晚了全园遭殃。“
张振勋听得入神，笔记本上画满了葡萄枝条的示意图，每一根枝都标了颜色和编号。施密特凑过来看了一眼，哈哈大笑：“你比我还会记！我剪了二十年，全靠手摸，从来不写下来。“
“我记性不好，“张振勋说，“得写下来。回去还要教别人。“
施密特愣了一下，看着他的眼神变得认真了一些。“你要回去自己种？“
“是。在中国北方的山上。找一个跟波尔多或者莱茵高的气候相似的地区。中国有北纬38度线，从山东到山西再到甘肃，这条线附近的气候条件跟欧洲的葡萄酒产区最接近。我要在这条线上找到一块地，先种三到五年葡萄，看长势和品质，再考虑建酒庄。“
施密特蹲了下去，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过了好一阵子才说了一句：“张先生，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为了做一件事，先去把全世界学一遍的华人。“
他站起来，朝张振勋伸出手，“我愿意跟你合作。不过我有条件——你要让我亲自去中国看那块地。“
张振勋握住他的手：“一言为定。“
施密特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他走到一棵老藤面前，拍了拍它粗壮的枝干，用一种近乎温柔的语调说：“这棵藤比我年纪还大。它爷爷那辈，是两百年前从匈牙利移过来的。你能想象吗？一根藤从一个地方被拔起来，运到另一个地方，重新种下去，然后活了——还活了快两百年。“
他转过头来看着张振勋，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深邃的、像陈年葡萄酒一样的沉静。“葡萄这东西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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