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东西从地底下抽去了所有的力气——叶片发黄、卷曲、边缘焦枯，整株藤垂着头，枝条软塌塌地搭在铁丝架上，像一根被火燎过的绳子。

    施密特蹲下身子，正用手挖开一株藤根部的土。挖到三寸深的时候，看见了那些根。

    张振勋也蹲了下去看，根须上布满了细小的、瘤状的突起，一粒一粒的，像癞蛤蟆的背。

    施密特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那些突起是硬的，可稍一用力就碎了，里面渗出一股浑浊的汁液。他又挖了旁边另一株，一样的。再挖一株，还是一样。他蹲在那里挖了七八株藤的根，手越挖越慢，挖到最后，他停了手，把沾满泥的手指放在眼前看了很久，指腹上黏着那些细小瘤块的残渣，黄褐色的，带着一丝腐烂的气味。

    张振勋站了起来，没有回头，朝坡下走去。那天他没有吃晚饭，一直和施密特在工棚里商量对策，直到深夜灯还亮着。老汤端了一锅粥放在门口，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他悄悄推了一条缝看进去，看见张振勋和施密特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从法国带回来的葡萄病害图谱，翻到“根瘤蚜“那一页，插图里画着显微镜下虫害根系的剖面图——一粒一粒的瘤状突起，密密麻麻，跟白天他挖出来的那些一模一样。他的手按在那一页上，指节微微泛白，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一样。

    接下来的半个月，病害像瘟疫一样从河沟那片蔓延开来。

    先是东边的赤霞珠，然后往西走，雷司令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然后是品丽珠、白诗南、长相思……一个接一个，一片接一片。那些藤蔓在春天的晨光里曾经嫩绿得发亮的叶片，如今一片接一片地卷起来、枯下去、掉在地上。工人们拿着锄头和剪刀站在地头，不知道该砍还是该留。有人偷偷抹眼泪——那些藤是他们一株一株亲手种下去的，每株都浇过水、施过肥、绑过架，三年了，眼看着就要结果了。

    张振勋每天都在坡上走。从早到晚，从东到西，一个人走，不让人跟着。他走到哪一片地就在哪一片地里蹲下来，扒开土看那些根，用手摸那些瘤，然后站起来沉默地往前走。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眼窝一天比一天深，后颈的皮肤松弛了下去，像一株被旱了太久的藤，水分正一点一点从身体里流失掉。老汤远远看着他走过的背影，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十岁。那个在巴达维亚码头上谈笑间买下一家船务公司的张振勋，那个在法国领事馆里举着酒杯说“将来我要带着中国的葡萄酒来这里“的张振勋，此刻蹲在烟台东郊的荒坡上，手心里攥着一把烂掉的根，像攥着一把碎了的梦。

    有一天傍晚，张振勋从坡上走下来的时候，在工棚门口撞见了朱月芝。

    她是从巴达维亚赶来的。老汤私下写了信回去，没敢告诉张振勋。朱月芝的船到了烟台，没让人接，自己雇了一辆骡车到了工地上，走进工棚的时候身上还带着海风的气息和旅途的尘埃。她看见张振勋的那一刻，张了张嘴，没有说话。他瘦了太多，颧骨突出来了，眼窝陷进去了，鬓角的白发一下子多了一倍，像一夜之间落了霜。

    “月芝“他叫她。

    “我来了。“她说，走过去，伸出手，握住了他的。那双手她已经很久没有碰过了——指节粗了，掌心的茧厚了一层，指甲缝里嵌着干掉的泥。

    “我听说这边出事了。“

    “虫。“他说，声音干涩得像秋后的枯叶，“根瘤蚜。欧洲也闹过，毁了一半的园子。我们这儿也躲不过。“他把手从她掌心里抽出来，走到一旁，望着远处那片在暮色里暗下去的坡地。光一点一点地从那些葡萄藤上抽离，像从垂死的人身上一寸一寸地收回温度。“一百二十个品种，三年心血，几百万银子——可能全没了。“

    朱月芝走到他身后，没有碰他。她只是站在他肩后很近的地方，呼吸声均匀而轻。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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