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给我；觉得好——您替我在天津德国人圈子里传一句就行。“

    克劳斯走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瓶酒，没付钱。第二天下午他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面用德文写了一句话：“昨晚喝了半瓶。比我在青岛喝过的某些德国酒好。克劳斯。“

    张振勋把那张字条贴在铺面的墙上。来的洋商看见了，半信半疑地问：“这人是谁？““德商祥泰洋行的克劳斯先生，在天津做了二十年生意。他的话您信不信？“对方看了看克劳斯签了名的那句话，犹豫了一下，也拿起了一瓶。

    可铺子的生意还是不够。洋商们肯试，可掏钱的时候总是犹豫——一瓶中国酒卖这么贵？跟进口的法国酒差不多了。本土的富商则更直接：“我不喝洋酒。不习惯。““可这是中国酿的。““那也不是中国味儿。“

    张振勋坐在铺子里，看着那面墙上孤零零贴着的三张试饮反馈条——一张德文，一张英文，一张中文（中文那张还是个意大利传教士写的）。他心里盘算着：上海、天津两个口岸，一个月下来卖出不到一百瓶。仓库里还压着三千多瓶，正从烟台一船一船地往这边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些还在酒窖里安安静静陈酿的酒液，就要变成压在货架上年复一年落灰的积货了。

    “老汤，“他说，“不卖了。“

    “啊？“

    “铺子留着，酒先不卖了。换一种卖法——送。“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春天，一批贴着“张裕酿酒公司“红标木箱的酒被分头送了出去。送的方向有三条：一路北上，送进北京城，送给各国驻华公使馆；一路留在天津，送给直隶总督府和各国领事馆；一路经天津转上海，送给江南制造局的盛宣怀和上海道台衙门。

    每只木箱里装十二瓶酒，其中有两瓶是张裕新酿的“白兰地”，还附一封张振勋亲笔信。信的内容大致相同，措辞因人而异，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这是中国烟台产的葡萄酒。您若觉得好，请告诉我；您若觉得不好，酒不用退，瓶不用还，只说一句'不好'，我就知道该停手了。“

    一个月后，第一批回音从北京传回来了。

    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先生在公使馆里开了一瓶。据随从说，毕盛先生那天晚上独自在书房里坐了很久，面前一只酒杯、一瓶被开了塞的酒、一张写着“张裕“二字的标签。第二天他给张振勋写了一封简短的回函，用的是法文，措辞克制，可最后一句落了重音：

    “这酒，可与波尔多中级庄比肩。恭喜你，张先生。“

    张振勋拿到那封信的时候正在烟台的工坊里看新一批的发酵记录。老汤从天津专程送来的，信封上盖着北京法国公使馆的朱红火漆。他拆开看了一眼，没读完就合上了，放在桌上，继续看他的发酵记录。老汤在旁边等了半天，忍不住问：“掌柜的，信上写什么了？“

    张振勋头也没抬，把那封信推过来：“你自己看。“

    老汤凑上去看了半天，法文他看不懂，只认得最后一行中间有几个字母拼起来像是“波尔多“的发音。张振勋这才把笔放下，拿起那封信又看了一遍，然后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四月的烟台，东山坡上的葡萄藤刚刚抽了新芽，嫩绿色的卷须在春风里微微摇着。他站在窗前，把信贴在胸口放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过了很久，他才说了一句：“印。把这句印在海报上。用法文和中文一起印。再写一行'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先生鉴评'。印一千张，上海贴、天津贴、北京贴。贴在洋人最常去的地方——码头、饭店、俱乐部、领事馆门口。“

    于是那一年的夏天，上海外滩的英租界、天津法租界的海河边、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附近，忽然出现了一张印刷精良的中法双语海报。淡黄色厚纸，上面画着烟台东山葡萄园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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