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的灰，心想“时候到了。”他走出酒窖的时候迎面撞上了外面的灯光。张彬郎站在酒窖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系得有些歪，像是赶了很远的路。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跟平常不一样，像是刚从什么事情里出来，还没来得及收回全部的光。
“阿爸，”他说，声音压得很低，“孙先生让我来告诉您一声——清廷已经撑不住了。他在南京。他在筹组临时政府。”
张振勋站在门框下看着他的儿子。数年前他在新加坡那个深夜，在一份名单上签下了名字的人，如今他已经学会用“孙先生让我来告诉您”开头说话了。那个在门槛边上攥着帽檐的、有些紧张的青年人，此刻站在烟台秋夜的月光下，袖口的扣子没扣好，可他说话的时候那个音节稳得像一根被钉进木板深处的钉子。
“他需要什么？”张振勋问。
“钱。还有人。”张彬郎停了一下，“他说，如果您愿意，可以公开表态了。”
张振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表态的事我自有分寸。钱的事你跟老汤说，从他那里支出。”父子俩说着已经回到了酒坊的办公室，张振勋从放在角落的木箱里取出一样东西递给张彬郎，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信纸上只有三行字：“张裕酿酒公司股权总额之三成，由新政府支配。具体事宜，可由孙中山先生全权处理。”
张彬郎接过那封信的时候手顿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看父亲，想从那张脸上找到一丝犹豫或者迟疑，可他没有找到。那张脸在灯光下像一块被水流冲刷了太久的石头，所有的棱角都被磨平了，只留下最核心的那个形状。
“阿爸，”张彬郎把信收好，问，“您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的？”
张振勋想了想。“不是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的。”他说，“信是在路上慢慢变成的，不是哪一天哪一刻才变的，而是你走了足够远的路之后回过头来一看，才发现自己已经变过来了。”
张彬郎没有追问。他把信小心地折好放进内袋，朝他点了点头：“那我连夜赶回去。”他转身走出酒坊，跨上马，马背在夜色里一颠一颠地远去了，蹄声在土路上逐渐变轻，最后被夜风和虫鸣完全吞没了。他走的是烟台港的方向，那艘能在天亮前赶到上海的船还在等他。
张振勋站在酒坊门口，看着那片空荡荡的夜色。海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微咸的潮气，拂过院子里的石榴树和墙角那几排空酒瓶，发出细碎而清亮的声响，像很多只很薄的杯子正在被看不见的手轻轻敲着。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朝东山坡的方向看了一眼。天黑透了，看不见那些藤，可他记得它们长成什么样子，每年从光秃秃的枝条到满坡的碧绿，从满坡的碧绿到累累的果穗，从累累的果穗到最后一粒葡萄被剪下来送进压榨作坊。那个过程他看了十多年了，每年都一样，可每年也都不一样——同样的藤长出了不同的果实，不同的年份藏进了不同的瓶子里。路也是一样的，前人在前面开了口子，后人沿着口子继续往下挖，走着走着就开出另一条岔路来。他修了广三铁路的一段，他的儿子可能要去修另外的路，那些路会通向哪里他现在看不见，可他相信它们是会继续延伸下去的，像那些藤每年都会朝着光的方向伸出新的卷须。
他转身走回办公室，在桌前坐下来，把那盏油灯重新点着了。火苗从灯芯上升起来的时候，先是晃了一下，然后稳住了，在桌面上投下一圈匀净的、暖黄色的光。他坐了一会儿之后伸手进内袋，摸了摸那枚雍正通宝。铜钱还在，边缘被他摸了太多年，已经磨得圆润光滑，像一枚被海水冲刷了很久的小石子。他用指腹摩挲着它的边缘，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到那圈熟悉的光滑轮廓。那枚钱跟了他五十多年了，比他在烟台待的时间还久，比他在南洋待的时间还久，比他在世上所有的儿子和产业都更早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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