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群再次致意，然后侧过头来问，“园子在哪里？听说你的葡萄园，今年收成不错。”
“托先生的福，刚摘了第一批。“张振勋侧身让开半步，“先生请。“
马车穿过烟台的街道，往东山的方向驶去。沿途的梧桐树枝叶在八月里正绿得发亮，树冠在街道上方交织成一条漫长的、微微晃动的绿廊。孙中山坐在靠窗的一侧，透过车窗往外看着那些掠过窗框的屋舍和行人的脸，偶尔问一两句关于这座城市的话——港口吞吐量、进出人口、有哪些产业——问得不急，像是在沿着一条河慢慢走，看到什么就聊几句。
马车到了张裕公司的门口。大门是青砖砌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写着“张裕酿酒公司“六个字。门口已经站满了迎候的人。
张振勋领着孙中山进了厂区，先看了葡萄园。正午的阳光穿过葡萄架的缝隙，在泥土上投下一片碎金般的光斑。孙中山蹲下身，伸手托起一穗低垂的红玫瑰葡萄，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果皮上的白霜，侧过头问张振勋：“这就是用来酿红葡萄酒的那种？“
“是。从欧洲引的种，在烟台种了二十年，才长成这个样子。“
孙中山站起来，轻轻拍了拍手上的泥尘，又伸手碰了碰旁边那排雷司令的叶片。“你在南洋种过那么多东西——橡胶、咖啡、椰子——跟种葡萄比，哪个更难？“
“不一样。“张振勋说，“橡胶和咖啡，种下去，该浇水浇水，该施肥施肥，三年就能收。葡萄不一样——头三年不收果，头五年产量低，到了第十年才稳定下来。前十年里，你每天看着它长，可你不知道它能不能酿出你想要的酒。“他顿了顿，像是在确认自己说的话是否准确，“像等人。“
孙中山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这句话。他转身沿着葡萄架中间的土路往前走，步伐不快，偶尔停下来看看某棵藤的枝干走向和几簇果实的排列。走到一片斜坡处时，他停了下来，回头望了一眼来路的方向，像是在数自己刚才走了多少步。“这一片，种了多少年了？“
“十五年了。头一批从根瘤蚜里活下来的树就在这一片。“张振勋走到他旁边，也停下来，“那年差点没保住。挖掉了快一半，后来又从头嫁接。
孙中山听了，目光在那片翠绿的叶冠上停留了片刻。他没有再问什么，继续往前走。
张振勋在旁，边走边指给他看——左手边那片坡地是第一年种的雷司令，右手边那片迟了两年，是赤霞珠和品丽珠混种，低洼处种的是白玉霓，因为怕涝，垄面抬高了半尺。
孙中山走得很慢，每指到一处就会停下来看一看，偶尔蹲下去摸一把土，在指腹上捻开，闻一闻。“张先生，这土跟波尔多的比，怎么样？”
“比波尔多干一些。”张振勋说，“可烟台的雨水少，葡萄的糖度比波尔多高半度左右。各有各的好。这里的酒不像欧洲的酒，有自己的特点。”
孙中山站起来拍掉手上的土。“有自己的特点就好。一个国家也好，一瓶酒也好，最怕的是没有自己的特点。”
沿着田埂走了一圈，一行人走向酒窖。酒窖入口在厂区西侧，半隐在一排茂密的紫藤架后面。门是两扇厚实的橡木门，推开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吱呀声。走进去大约三级台阶后，光线骤然暗了下来，只有墙壁上每隔几步亮着一盏油灯，把整条甬道染成一团昏黄而均匀的暖色。空气的温度也变了——比外面低了至少五六度，带着一股潮湿的、沉稳的、混合了橡木和酒香的气息。甬道两侧的墙面上垒着巨大的花岗岩条石，色泽偏冷，在油灯的光线下泛着淡淡的银灰色；拱顶约莫两人多高，由几道粗粝的弧线收拢而成，像一座被埋在地下的教堂的中殿。
张振勋领着孙中山走下那道他走了二十年的石阶。孙中山的脚步声在甬道里回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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