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比一步深入地下。当他的脚踩到酒窖底部的地面上时，他站在窖中央举目四望，看见了那些整整齐齐排列着的橡木桶和头顶那一道被石匠的手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拱形穹顶。他仰起头看了很长时间。

    孙中山抬手触了一下身边的石壁，掌心贴着那面光滑而冰冷的条石表面，感受着从地底深处渗上来的、恒定的凉意。“这个窖，很深。“

    张振勋说，“七米深，拱顶石砌，恒温恒湿。前前后后修了差不多十年，是客家工匠修的。”

    “张先生，”他在那片被烛光和黄铜吊灯微微照亮的静谧里说，“您修这座窖的时候，想过它能撑多久吗？”

    “三百年。”张振勋说，“这窖要顶三百年。现在才过了二十来年，即使我看不到了，可这窖还在。”

    孙中山没有接话。他把手贴在一只桶的侧壁上平放着，感受着桶壁上传来的微凉而恒定的温度，像在听一只巨大的、安睡多年的乐器正发出持续的、几乎听不见的和弦。

    巴保从角落里端来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三只品酒杯和一瓶刚开封的酒。那只酒瓶是深绿色的，标签上印着“张裕——可雅”字样。巴保按规矩先给孙中山倒了小半杯，然后倒给张振勋，第三杯留给自己，立在托盘旁边。孙中山接过那只品酒杯举到眼前对着灯光看了看，杯里的液体是一种介于桔红和金黄色之间的、带着一层细腻的光泽。他转了转杯子，让杯壁挂上薄薄一层酒痕，然后凑近了闻，闭着眼，片刻后睁开。

    “张先生，”他说，“这杯酒，我要慢慢喝。”

    孙中山举杯抿了一口，含在嘴里停了一会儿才咽下去。那道舌尖的多层次变化，果香充盈，咽喉间又传来彭拜激烈的扩散，他的轮廓在酒窖的昏暗中极轻地动了一下。他把杯放下，目光却还留在杯中。“我喝过不少酒——法国的、德国的、葡萄牙的。那些酒好，可它们不是在这个地方的土里长大的。而这一杯，它长在烟台，在这个有着很多风和较少的雨水的山坡上。它有自己的味道。”他抬眼看向张振勋，目光里有一层很薄的光，“您在烟台做成了别人以为中国人做不成的事。我替这个国家，谢谢您。”

    张振勋端着酒杯的手，在那一瞬间微微抖了一下。酒面泛起一圈极细的波纹，在烛光里一闪就平了。他想说“这不算什么”，可那句话到嘴边的时候发现自己说不出来——因为那些被他说了太多次的、轻飘飘的谦辞，在这一刻的灯光下，都显得太薄了。

    “孙先生，”他说，“我办酒厂，最大的困难，不是技术，不是资金——是信心。中国人不相信自己能酿出好酒，洋人不相信中国能酿出好酒。我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个‘不相信’。”

    孙中山听着，手里的酒杯放回了桌面上。他没有马上回答，先看了那只杯里残存的酒液一眼，然后在灯影里把目光移向张振勋，缓缓地开口说：“革命也一样。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能共和，不相信我们能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但我相信。我信，所以我去做。”

    张振勋站在他对面。那根被他自己在心里磨了很多年的针，此刻被另一个人的话轻轻一碰，像是找到了一块和它完全匹配的磁铁，在黑暗中第一次清晰地指向了一个确定的方向。

    一行人回到酒坊，来到张振勋的办公室，孙中山说，“拿纸笔来。”

    老汤快步取来了一方端砚、一截墨条和一张四尺洒金宣纸。老汤把宣纸展开铺平在桌面上。没想到他研墨的动作又快又稳，墨色在砚面上渐渐变浓，在烛光里泛出一种很深的、接近于黑又微微泛紫的光泽。

    孙中山站在桌前，手中那支笔的笔锋在砚面上浸足了墨，然后他提起来，悬在宣纸上方。他停了一下，看着那片空白的纸面，像是在看一片正在等待被犁开的土地。

    然后他落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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