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的风比烟台的海风更干爽一些。张振勋站在博览会中国馆的门口，看着工人们把最后几箱展品从卡车上搬下来。中国馆的位置在九曲花街附近的一处半山腰上，左右紧邻日本馆和巴西馆。建筑本身是临时的木结构，刷着红漆，檐角微微上翘，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写着“中国馆”三个字。

    这一年是1915年。太平洋两岸的目光都汇聚在这座城市——旧金山。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来自31个国家的20多万件展品在这里展出，参观者超过1800万人次，创下了当时博览会规模之最。中国的参展商品有茶叶、瓷器、丝绸、白酒和张裕葡萄酒，共有4000多件。

    距离博览会开幕只剩下五天。

    黄炎培在展馆内，站在展厅中央的一张长桌旁边，桌上摊着布展平面图，手里捏着一支红铅笔，正在图纸上画着什么。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见张振勋，放下笔走过来，脸上带着一连数日缺乏睡眠的痕迹。“张先生，我们的位置比预想中偏了一些。日本馆那边有预算充裕的优势，设备来得早、展位布置已经完成了大半。欧洲各国的展馆也一样。”他顿了顿，“我们的展品还在海关那里。要后天才能提出来。”

    张振勋环顾了一圈这个空荡荡的展厅，阳光从高窗斜斜地落在还没铺完的地板上，把那些裸露的木纹照得有些发白。“不急。先把能摆的东西摆好。丝绸、瓷器、茶叶，该挂的挂起来，该铺的铺出来。等酒到了，再腾位置。”

    黄炎培点了点头，又补了一句：“张先生，日本馆那边除了丝绸瓷器，还有清酒和威士忌的展台，布置得很讲究。”他的声音不高，可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很清楚。

    张振勋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展厅靠里的位置，站定，转过身来看着整片空间。“日本馆有日本馆的摆法。我们有我们的。”他抬起手指了指正对大门的那面墙，“那面墙，我要挂一幅字。”

    “什么字？”

    张振勋把夹在臂弯里的画盒放在桌上，解开布条，打开盒盖。宣纸上的四个字在展厅午后的光线里泛着一层温润的光，像在旧木桌面上缓缓睁开了一双极深的眼睛。

    黄炎培走近，低头看了很久。“品重醴泉。”他念完，抬起头来看着张振勋。“孙先生写的？”

    “民国元年八月，他来烟台的时候写的。”张振勋的指腹在盒口内沿停了一瞬，“挂在那面墙上。让每一个进来的人，先看见它，再看别的。”

    黄炎培没有再问，接过那只画盒，转身朝那面墙走去。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展厅里轻轻回荡着，每一步都踩在尚未铺设完成的木质地板上。

    张振勋站在原地，看着那幅字被挂上墙面的整个过程。宣纸被从盒中取出、展平、对齐、固定。当它最终安静地停留在那面墙的正中央时，整个展厅忽然有了一只眼睛——一只注视着所有进入者的眼睛。

    开幕前三天，中国馆的布展确实如黄炎培所说，进度紧张。报聘团在旧金山租用的场地大小和展陈用材都有限，有些展品还在木箱里没有拆封，标签还没有贴完，各处都显得仓促。一位从上海来的参展商提议把展品摆得紧凑一些，这样可以显得充实。张振勋站在张裕展台旁边，把几瓶可雅白兰地从木箱里取出来，用一块软布擦了擦瓶身，整齐地排到展台上，退后半步看了看，又调整了其中两瓶的间距。

    “不用紧凑。”他说，“留点空，更吸引人走过来看。”

    与此同时，一些参观者正在展馆里缓慢地穿行，有人在中国馆的展台前放慢了脚步，看了看几匹丝绸和几件瓷器，又继续往前走了。张振勋站在张裕展台后面，看见一位穿着深色外套的美国记者在他附近停留了片刻，目光在展台上的一张手绘图上停了一下—

    -->>(第1/4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