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图是张振勋自己画的，用铅笔勾勒了葡萄从采摘到发酵到陈酿的流程，线条简洁，旁边用英文标注了几个工序名称。那位记者看了几秒钟，抬头问了一句：“这是哪里的产品？”
“中国山东烟台。”张振勋说。
记者在手边的笔记本上记了一笔，又看了那张图一眼，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了。他没有再停下来看那些酒，也没有喝上一口。
真正的争议发生在开幕前一天的一次品酒会上。
那是一次面向各国参展商和媒体的预展酒会。主办方在中央大厅摆了长桌，给各国展商安排了自己的展示位置。张振勋到的时候，发现张裕的展位被安排在了大厅最东侧的角落——那是一张靠墙的小桌子，旁边就是侧门的通道口。来往的人脚步匆忙，很少有人会在这个位置停下来看一眼桌面上摆着的任何东西。
他站在原地，看了那张桌子大约十几秒钟，然后转身穿过大厅，沿着走廊找到了展商联络处，在柜台上敲了一下铃。一位穿白衬衫的美国工作人员走过来，张振勋用英语说：“我是中国馆的张振勋，我需要见你们的场地主管。”
那位主管大约十分钟后来到了。是个身材敦实的中年人，衣领上别着一枚博览会官方的金属徽章，见面时先问了张振勋的展商编号和所属国家，然后把他的身份和展品信息与名册上的记载对了一下。对完之后，他的语气没有明显的变化，依然是那种公事公办的平和语气：“张先生，场地分配是提前抽签决定的，随机性很大，无法随意调整——”
“如果这是贵国的待客之道，”张振勋把两本册子并排放在桌面上，手指在印着中国馆名的那一页页眉处轻轻落了一下，“那我现在就撤展。我带来的酒，我自己拉回去。”
场地主管愣了一下。他低下头，看了一眼张振勋摊开的名册上的五色旗标记，又抬头看了看面前这位穿着灰布长衫的老人，停了大约三秒。
“张先生，请稍等。我去跟组委会沟通。”
那天下午，张裕的展位被调到了大厅中段的主展示区，旁边是法国的葡萄酒展台和意大利的橄榄油展台。场地主管亲自带着两个工作人员把那张长桌搬到了新位置，又把展台上那几瓶酒重新在桌面上按高低顺序摆好。主管在离开前又走回来，在桌沿处停了一下，对张振勋说了一句“祝您展出顺利”，然后才沿着走廊往回走。
重新布置完展台之后，张振勋在展台后面的椅子上坐了片刻，把怀表掏出来看了一眼时间，又合上放回衣袋里。
博览会正式开幕那天，张振勋穿了一件藏青色的长袍，袖口卷到小臂，便于操作展台上的开瓶器和品酒杯。中国馆的展台在正厅靠左的位置，展台本身不算大，可那幅“品重醴泉”挂在正后方，纸面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温润的光，每一个从主通道走进来的人都能看见它。他站在展台后面，面前摆着四只打开的酒瓶和二十只洗干净的品酒杯。第一天的参观者比他预想中少，大部分人都被日本馆的清酒展台和法国馆的葡萄酒展台吸引过去了。偶尔有人经过中国馆，但远远看了标签上的“中国·烟台”字样，停顿一下，又继续朝别的展馆走了。
外商对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早已熟悉，但对中国的葡萄酒还闻所未闻。张振勋选择主动出击。他让一众随行人员走到中国馆外，端着摆放着半满品酒杯的托盘，自己用英语叫住经过的每一个犹豫着要不要停下来的行人。“先生，您尝过中国的葡萄酒吗？”有人摇头。“那您愿意成为第一个吗？只需要一小口。”
看着这位穿着中式长袍的老人，口里说着流利的英语，有人好奇地停了下来，接过杯子。他就在旁边看着那人晃杯、闻香、入口、咽下，看着那人脸上的表情发生变化，看着他们放下杯子时目光重新落在他身上，像在重新打量一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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