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不会永远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
华盛顿七月的风从半开的窗户涌进来，吹动桌上那张已经用旧了的地图边缘，发出细微的拂动声。张振勋没有回头看那张地图，他的目光在台下持续地停留着，像在确认每一排座位之间那道隐约的线是否仍然完好地连接着台前与台后。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比我年轻的人，比我更有精力的人，比我更有知识的人——继续做这件事。他们会把酒酿得更好，把铁路修得更远，把更多的东西从这个国家带出去，带到别人面前，让别人尝、让别人看、让别人自己决定‘中国制造’是什么味道。”他停了一下，然后说出最后一句：“这就是我站在这里的原因。”
台下没有人站起来鼓掌。沉默持续了片刻——不是冷场，而是像潮水退到最远的地方时积蓄着下一次上涨的那种沉默。然后掌声从后排的一个角落开始，缓慢地蔓延开来，一排接一排地加入，像一座被从远处点燃的灯阵，正沿着海岸线依次亮起。张振勋站在讲台后面没有动，也没有行礼。他只是等着那阵声响自然地升到最高处、缓慢地回落，然后轻轻把话筒放回支架上。
当晚，美国商会联会为张振勋等一行报聘团成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回到住处，张振勋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来，松了松领口。窗外宪法大道上还有零星的车声，远处国会大厦的穹顶在暮色里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张彬郎倒了杯水递过去，张元郎则把散在桌上的文件归拢了一下，拉过一把椅子在父亲对面坐下。
“今晚美国商会联会这个晚宴，排场不小。”张彬郎先开了口，语气里带着些感慨，“到场的那些实业界人士，看咱们的眼神跟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
张振勋接过水，没急着喝，指尖在杯沿上轻轻摩挲。“刚来旧金山那几天，人家是客气。客气底下是打量——中国来的商人，能谈出什么名堂。这两个月走下来，二十几个城市，一百多家工厂，该看的看了，该问的问了，该争的也争了。”他顿了顿，“今晚白乃安国务卿亲自出席，美商会那几位轮番过来敬酒，这不是客气，是认了。”
张元郎把文件码齐，抬眼说：“父亲今天在宴席上那段答谢词，我听着比在纽约那次还要稳。”
张振勋放下杯子，声音不高，“在华盛顿待了这几天，白宫见了，上下议院看了，海军制造厂也走了。威尔逊总统说的那些话，不管有几分是场面上的，至少摆在那里了。咱们回去之后，手里能拿出来说的东西，不止是巴拿马赛会那块金牌。”
张彬郎点头，但眉头没完全松开：“只是那三项协议——中美银行、直通航线、纽约设制丝销售机关——美方那边态度是积极的，可终究还只是纸面上的意向。回去之后怎么跟农商部交代，怎么落实，恐怕比在这里谈还要费周折。”
张振勋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算笑，但也不是没有笑意。“彬郎说得对。谈成意向是一回事，做成是另一回事。我在南洋做了四十年的生意，最知道什么叫‘纸上富贵’。”他往椅背上靠了靠，“但这次不一样。中美之间隔着太平洋，不是南洋那几个岛。巴拿马运河通了，纽约到上海的航线一开，等于把太平洋缩窄了一半。这个势头，不是哪一个人能拦得住的。咱们先把桥搭上，后面的事，慢慢来。”
张元郎把最后一叠文件用绳子扎好，搁进行李箱侧袋里，回头说：“那两个美国随行的代表，今天散席后还特意过来握手，说明天码头送行。看样子是真心实意。”
“华侨那边呢？”张振勋问。
“也来了不少。有几位在华盛顿做生意的，说还是头一回见美国总统接见中国实业团，说出去都觉得提气。”张元郎说着，语气里有一丝不常流露的东西。
张振勋沉默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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