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吃几口，大部分原样收走。他大部分时间坐着，膝上摊着文件，左手边放着一只珐琅彩瓷杯，里面装着医生开的汤药。药苦，他喝完会含一小片陈皮，把那股涩味压下去。
船过印度洋的时候，有一天傍晚他走上甲板，扶着舷墙站了一会儿。海面在夕阳下铺开成一片正在缓慢收拢的金色，从近处的深蓝到远处的浅金，一层一层地过渡过去，像一匹被风拉长了无数次的旧绸。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海风把他手里的稿纸边缘吹得微微卷起，才转身回舱。
他回到舱里坐下，继续修改那份荷兰皇家银行提供的条款草案。铅笔在纸面上移动的速度比前几年慢了一些，可笔尖没有停过。每一处修改都标注了对应的理由和替代方案。
抵达海牙的时候是六月第一周。码头上的风带着北海特有的凉意，吹在他脸上时他不由得眯了一下眼。老汤从舷梯下面迎上来，想扶他的手臂，被他轻轻避开了。
“我还没到要人扶的时候。”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踝——裤管下面隐约能看出一点浮肿的轮廓，被鞋袜遮着，不算明显。他直起身来，朝码头前方的城市方向看了一眼。“酒店订了吗？”
“订了。离谈判地点隔了一条运河。”
“不用隔一条运河。换到同一栋楼里。上下楼就行，不用走远路。”
谈判在荷兰皇家银行海牙分行的二楼会议室进行。房间不大，长桌两侧各坐四五个人，窗外正对着一条窄运河。偶尔有船经过，船身与水面摩擦发出低缓的、持续的声响，隔着双层玻璃传进来，像在替这场旷日持久的对话测量时间。
赫尔德坐在长桌对面，四十岁左右，戴一副细金丝眼镜，衬衫袖扣是银质的，刻着他家族的纹章。他的荷兰语带着海牙口音，英语则干脆利落，每个词都像已经称过重量，不多不少。
“张先生，我们提出的方案很清楚。张裕在欧洲的独家销售权交由我方代理，期限十年，利润分成按照——”
“七年。”
赫尔德停了一下，抬起头来。“您说七年？”
“期限从十年改为七年。”张振勋把手里的文件放在桌面上。他没有加重语气，也没有低头看稿，“分成比例不变，代理区域不变，但每年有一个复核窗口。如果我们对当年的销售数据不满意，可以提前终止代理合同。”
赫尔德把眼镜往上推了一下，低头翻了两页文件，指腹在纸面边缘缓缓划过，像是在确认这种方案是否值得继续深入。
“这个条款，我们需要和法务部商议。”
“可以。我可以等三天。”张振勋把手从桌面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赫尔德先生，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您在想这个中国老人为什么这么难缠。可我不是在跟您作对。我是想用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把这条船开到对岸去。”
赫尔德没有立即回答。他放下文件，靠着椅背看了张振勋一会儿——目光从那张被海风和岁月刻出深纹的面孔上缓缓移过，最后停在了他搭在桌面边沿的手上。那双手的指节比之前更突出，指甲修剪得齐整，但指尖微微泛白，像是在承受着些什么很轻、很持久的东西。
“张先生，”他说，“您今天要不要先休息？”
“不用。”
“那明天下午两点，我们继续。”
三天后，双方在补充条款上达成了初步共识。张振勋把最后一份修订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铅笔在纸面上划过的地方留下了浅浅的划痕，每一处都用他自己的钢笔重新抄录了一遍。他把文件放在桌上，拿起那支用了多年的钢笔，蘸了墨。
笔尖悬在签名栏上方的时候，他的手开始抖动。那抖动很轻，轻到从几尺之外几乎看不出来，可他自己能感觉到——从指节传到腕骨，从腕骨传到前
-->>(第2/4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