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的血腥历程。他的手指因为长期握刀和扣扳机而骨节粗大，此刻正机械地将一支支香烟送到嘴边，深吸，吐出，再深吸，再吐出。烟雾在密闭的房间里弥漫，像一层灰色的薄纱，将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病态的朦胧中。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不是因为窗外的江水声，不是因为爱田子的呼吸声，不是因为蚊虫的嗡嗡声——这些他都已经习惯了，像习惯杀戮和死亡一样。让他无法入睡的是那份被否决的出击计划，是那种从攻势转为守势的屈辱，是那种大日本皇军居然被逼得只能躲在坑道里打防御战的荒谬感。

    他今早向第33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信心满满的出击计划。那份计划是他亲自拟定的，用他那双握惯了军刀的手握着铅笔，在地图上勾画箭头、标注兵力、计算时间。准备趁中美军队进攻受挫之机——他从前线观察哨的报告和俘虏的口供中得知，联军的进攻在三个方向同时受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以5月30日为期，待增援的水渊大队和水上部队一到，就立即集中兵力转守为攻。他的计划大胆而详尽：以水渊大队从北面迂回，切断西机场与查帕堤的联系；以水上部队从伊洛瓦底江上游乘船而下，在联军侧后登陆；以第114联队主力从射击场阵地正面突击，三路合围，将密支那城外的联军一举歼灭。他在计划中甚至写到了缴获的物资分配和战俘的处理方式——男人全部处决，女人“处置“后处决，这是他在中国战场上养成的习惯，像一种无法戒除的瘾。

    但军参谋部晚间回电却否决了他的方案。电文是田中新一中将亲自签发的，措辞客气但不容置疑：告以加迈方面正吃紧——那边的孟拱河谷，中国军队的新22师和新38师正在步步紧逼，第18师团的防线岌岌可危——让他先继续坚守，等第53师团抽调得出来才能考虑反击。那个“才能考虑“像一记耳光，像一盆冷水，将他所有的热情和野心浇灭成一堆湿漉漉的灰烬。

    这让自入侵中国以来习惯攻势作战，肆意杀戮与侮辱女人上瘾的丸山房安既不解也非常憋屈。他想起1937年的淞沪会战，他作为中队长率领部下冲锋，刺刀捅穿中国士兵的胸膛，鲜血喷在脸上，温热而腥甜；他想起南京陷落后的“狩猎“，在废墟中追逐逃散的平民，像追逐野兔一样，然后用军刀砍下他们的头颅，堆成金字塔；他想起徐州会战后的“慰安所“，那些中国女人被绑在木架上，他一个接一个地“使用“，直到她们变成一具具冰冷的尸体。那些日子，大日本皇军是无敌的，是所向披靡的，是可以在亚洲大陆上任意驰骋的。大日本皇军何时竟被逼得只能躲在坑道里打防御战？像一群被猎人围困的野兽，像一群躲在洞里的老鼠，像一群……他不愿再想下去，那种对比太刺眼，太伤人，太像一种末日的前兆。

    窝在密支那这种日子越发让他焦躁难耐。密支那——这座缅甸北部的边陲小城，这座被丛林和河流包围的孤岛，这座曾经象征着帝国荣耀的“南进“桥头堡——如今变成了一座囚笼，一座坟墓，一座慢慢收紧的绞索。他不能出击，不能杀戮，不能发泄，只能每天听着联军的炮火在头顶轰鸣，看着部下在泥泞中腐烂，等待着那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来的“反击时机“。这种等待比死亡更折磨人，像一种慢性的、无法治愈的毒瘾发作。

    丸山房安越想越窝火，胸腔中像有一团火在燃烧，烧得他喉咙发干，眼睛充血。触灭最后一根烟头——那截烟蒂已经被烧得只剩过滤嘴，手指被烫了一下，但他浑然不觉——暗自骂了一句：“馬鹿野郎！“声音低沉而嘶哑，像从胸腔深处挤出的野兽的咆哮。然后翻身骑在爱田子身上又折腾起来。

    爱田子被惊醒，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像一只被踩住尾巴的猫。丸山的动作粗暴而急促，像一台失控的机器，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像一个在溺水时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绝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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