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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京城西郊，一处不对外挂牌的会议区。厚重的木门从内部关闭。
所有参会人员的通信设备都已经统一保管，就连随行秘书也只能留在外面的休息区。
会议桌上没有姓名牌。
坐在这里的人彼此并不需要介绍。
陆长明坐在左侧第二个位置。
与他隔着几张座椅的陆芷兰，同样翻开了面前那份红色封皮的材料。
长桌两侧还有央行、财政、工信、科技系统的重要负责人，以及几家中央金融机构、政策性资金平台和国家级科研单位的核心人物。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他没有说开场套话，只伸手点了点桌上的文件。
“今天只讨论一件事。”
“未来十年，资金应该怎样进入高科技产业。”
会议室里很安静。
老人继续说道：“这些年，我们在重大工程、基础科研和产业基金上投入不少。”
“有成绩，也有问题。”
“有的地方拿着产业升级的名义建园区、盖厂房，设备买回来以后常年闲置。”
“有的企业追逐补贴，今天做光伏，明天做芯片，政策转向什么，它就把招牌换成什么。”
“还有些真正需要长期投入的项目，技术路线正确，团队也有能力，却因为三五年内看不到利润，很难得到社会资本支持。”
老人合上材料。
“国家的钱不能只负责填窟窿。”
“也不能什么都自己做。”
“政策资金、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怎样分工，今天要把框架谈清楚。”
第一份报告来自半导体产业。
国内二十八纳米刚刚迈过量产门槛，设计企业数量增长很快，制造、设备、材料、封装和基础软件之间的差距却依旧明显。
有限的资金过度集中在晶圆制造环节。
第二份报告涉及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
目前国内大多数互联网公司还把人工智能当成推荐算法、广告投放和语音识别工具。
真正的大模型、算力平台、分布式训练和高带宽互联，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认识。
第三份报告则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与关键矿产。
这些方向看起来彼此独立，底层却共同依赖算力、材料、能源和长期资金。
负责汇报的人讲完以后，会议室安静了很久。
坐在对面的一名中年人率先开口。
“高科技投资周期长、失败率高。”
“如果国家资金直接承担全部风险，容易变成另一种行政审批。”
“可完全交给市场，资本又会优先选择回报更快的互联网平台和消费项目。”
“这两者之间，需要一层新的安排。”
老人看向陆长明。
“发改这边怎么看？”
陆长明放下手里的笔。
“国家定方向、补基础、守底线。”
“具体选择哪支团队、哪条技术路线，应该让真正懂产业的人参与判断。”
“可以设立母基金和长期资本平台，也可以与市场化机构共同投资。”
“但不能因为用了国家资金，就把民营企业变成层层汇报、没人负责的项目单位。”
有人问道：“怎样判断市场化机构有这个能力？”
“看它过去把钱投向了哪里，也看它愿不愿意在没有利润时继续投入。”
陆长明翻开一份材料。
“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值得观察的样本。”
“比如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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