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六日，大年初一。

    奉天城的年关气息浓得化不开。街巷两旁的铺子门板上贴了新裁的红纸，有些人家门口挂了灯笼，在灰白的天光下晃着暗红色的光。卖年糕和冻梨的小摊前排着队，孩子们攥着刚买的鞭炮在巷口追逐，炸响的噼啪声被北风裹着传出去老远，很快就散了。空气中弥漫着烧纸钱和供香的淡淡气味，混着炸年货的油烟，像是有人在天地之间铺了一层看不见的旧布。

    刘白山倚在城西老宅巷口的墙根下，帽檐压得很低，肩头落了一层薄薄的碎雪。他没有动，像一截被遗忘在墙角的老木桩，目光穿过巷口，落在那几个追逐鞭炮的孩子身上。一个扎着双丫髻的小姑娘跑得太快摔了一跤，手里的糖葫芦滚出去沾了灰。她没有哭，爬起来拍拍膝盖，捡起糖葫芦吹了吹，又笑着去追前面的人了。

    刘白山看着那个小姑娘，忽然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天，他刚从长白山跑货回来，背着一捆山货和一包野枣，蹲在叶府后巷的墙根底下等她。手冻得发僵，他就把手指夹在腋窝里焐着，远远看见她从侧门出来，端着茶盘，步子比平时快了一些。她走到他面前，先看了一眼他冻红的手指，又看了一眼那包野枣，嘴角弯了一下。他说“给你带的”，她说“你以后别老给我带东西了”，他说“我就爱带”，她低下头，耳朵尖红了一小片。那时候他以为日子会一直那样过下去，以为每一个年关都能蹲在同一个墙根底下，等同一个端茶盘的身影从侧门走出来。他以为还有无数个明年。

    可今年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了。玲儿已经不在了。那间阴暗潮湿的地牢、那些散乱的头发、那双失去了光却还在看着他的眼睛——那些画面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每一遍都能看清楚赵铁生从铁门后面走出来时脸上那种漫不经心的表情。他日日夜夜盯着赵铁生，把赵铁生的作息、路线、接头频率全部刻进了骨头里，可他每一次向土肥原汇报，得到的回答都是“等”。等鱼浮出水面，等网收拢，等计划大功告成。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

    他的目光从那个小姑娘身上收回来，落在街对面一家卖干果的铺子上。铺子门口摆着一只粗瓷碗，碗里装着几颗晒干的红枣，边角已经有些发皱了，旁边还有一小堆野枣，干瘪瘪的，个头不大，在灰白的天光下泛着暗淡的光。他盯着那些野枣看了很久，喉咙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咽不下去。去年他给玲儿带的就是这种野枣，他从长白山的深山里一颗一颗摘的，回来的时候兜在怀里的布兜里，走一路捂一路，怕冻坏了。她接过那包枣子的时候，先低头闻了一下，然后抬起头说“真甜”。她说那两个字的时候眼睛是弯的，嘴角也是弯的，整个人都在发光。他当时站在她面前，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心里却像是有一整片春天提前到了。

    他现在站在这里，看着那些一模一样的野枣，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把他和去年那个人隔开了——不是时间，是他自己已经变得不像是同一个人了。他的手在袖口里攥了一下又松开，然后转身朝巷口走去，没有再看第二眼。

    他把帽檐又往下压了压，正要拐过巷口，一个传令兵快步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刘长官，机关传令——土肥原大佐召集众人开会，马上到。”刘白山把手里攥着的那块干饼子塞进怀里，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冻僵的膝盖，转身朝特务机关大楼走去。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踩在碎雪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脚下一点一点地碎掉又合拢。

    会议厅里炭火烧得正旺，土肥原站在墙上的地图前面，板垣征四郎坐在他左首，几名特务机关的骨干分列两侧。刘白山在角落里坐下来，还没有坐稳，土肥原已经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惯有的沉稳，像是在说一件已经被反复推演过无数遍的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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