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持勺的手一顿：“他还没走？”
“没走。赵鹤龄的人盯过他几日，没搜到实据，便撤了。”沈福顿了顿，压低声音，“会文书局的掌柜说，刘先生前些日子托人往关外送过一封信，收信人……是程管带。”
程振邦。沈砚之放下粥碗：“现在可能出城？”
“城门已闭，明早卯时方开。但刘先生这几日偶感风寒，并未外出。”
沈砚之起身取过氅衣：“我去见他。”
“团总！”沈福急道，“南街一带入夜便有巡警，您万金之躯，怎可——”
“万金之躯？”沈砚之系着领扣，淡淡道，“明日攻城，先登者有死无生。我此刻去见一位手无寸铁的教书先生，倒成了万金之躯？”
沈福哑然。
会文书局在鼓楼南街，铺面狭窄，夹在一家杂货铺与一间剃头棚之间。沈砚之换青布棉袍，戴毡帽，扮作夜归的账房先生，与沈福一前一后穿过暗巷。雪光映路，脚踩积雪，咯吱轻响。
叩门三声，好一会儿，门缝透出昏黄的油灯光。开门的是个清瘦中年人，颧骨突出，唇上蓄短髭，裹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灰棉袍，眉宇间却有一股掩不住的倔强。他警惕地打量来人，目光落在沈砚之按着腰间的手时，微微一凝——那里按的不是匕首，是一方砚。
“刘先生，深夜叨扰。”沈砚之压低帽檐，“晚生姓沈，久慕先生办报风采，特来求一幅碑文。”
刘蔚文沉默片刻，侧身让出半扇门。
屋内逼仄，一床一桌一椅，桌上堆着半成品的碑帖与未裱的字画，墨香混着药香。刘蔚文没有点灯，就着窗外雪光与那盏油灯，引沈砚之落座——椅只有一把，让给了客人，他自己倚着床沿。
“沈团总。”不待沈砚之开口，刘蔚文先道，“草民不曾投递拜帖，亦未托人引见，团总夤夜驾临寒舍，所为何来？”
沈砚之摘下毡帽，搁在膝上：“先生明知故问。”
“好。”刘蔚文竟笑了笑，笑意不达眼底，“那草民便直言相告。程管带那封信，是我写的。我在信中劝他：山海关万不可起事，北方革命时机未到，轻举妄动，必成南方之牺牲。”
沈福在门外听见，勃然变色。沈砚之却纹丝不动：“先生愿闻其详。”
“武昌首义，绝非革命党部署周密之功，乃是川汉铁路案激成民变，湖广新军仓促响应。各省独立，多半是立宪派与旧官僚投机取巧，真正心向共和者，百中无一。”刘蔚文语速甚快，声音却压得极低，“袁世凯罢官在籍，北洋六镇仍听其号令。清廷请袁出山，是饮鸩止渴，然此鸩入腹，尚需时日——若北方诸省抢在袁氏掌权之前纷纷独立，则袁必借口‘剿匪’提前复出，届时北洋军挟平定北方之功，挟制朝廷、要挟南方，其势更不可制。”
沈砚之静静听着，没有打断。
“沈团总起兵，若能守住山海关十日，自是奇功；若守不住，三千义士殒命关城，仅能为南方赢得十日喘息。可这十日，换来的是袁世凯提前出山，是北洋军借讨伐之名名正言顺接管北方，是革命党日后南北和谈时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刘蔚文胸口起伏，烛火在他脸上投下浓重的阴影，“以三千人之血，换北洋十镇之师提前入主中枢——团总，这笔账，你算过没有？”
寂静。
沈砚之缓缓开口，不答反问：“先生去年在天津办《克复报》，号召‘直隶独立，拱卫京师’。彼时先生可曾算过这笔账？”
刘蔚文一怔。
“先生算过。”沈砚之看着他，“先生不但算过，还算得很清楚——直隶独立，北洋必以雷霆之势镇压，报社被封，报人系狱，轻则流徙，重则杀头。然先生仍办了。”
刘蔚文嘴角微动，终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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